悼 林 弟 张大永
图为笔者全家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先达公园内拍摄的全家福合影。后排左起是笔者的大姐、瑞昭姐、父母亲和大有哥；前排左三是本文作者张大永，左一、二是大淼弟、大林弟、右一、二是大松弟和大荣弟。最前面的是宜昭妹。 我们的林弟，继瑞昭姐之后，也于2016年12月31日除夕夜8点过后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以及所有的亲朋好友，终年81岁。 冥冥之中，姐弟俩是在经过跟病魔搏斗了近10年时间后，相约在这半个月内一先一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的。她俩弥留之际都很平静和安详，放心和了无牵挂。她俩相信，自己的亲人们和朋友们都将继承她们的遗愿，努力奋斗！绝不会忘记她俩。 林弟原名叫张大林，又名志华，由于他于1955年之后来到雅加达的《觉醒周刊》工作，而且跟我一起在位于Jambatan Lima 的一栋竹棑屋居住，朝夕相处，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可说是“亲上加亲”。 林弟年幼时身体不好，所受教育不高，实际上小学未毕业。但他聪明伶俐，爱看书学习，1953年我回到老家先达时，他受父母亲之托，就已开始协助打理店务。 1955年，他在我家避难的两位战友影响下，来到《觉醒周刊》工作之后，更加愤发图强。他不仅接手了经理部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还同时负责编辑“印尼风光”的栏目，有时还协助翻译印尼文的文件和小说。 1959年年底，《觉醒周刊》被迫停刊，他受命带着经理部的原班人马，到萧玉灿先生主办的《共和国报》发行部，负责推广《共和国报》的订户及其在印尼各地的发行网的工作。 1961年，《共和国报》被禁止发行后，他全职负责觉醒文化基金会图书出版发行的经理部工作。 1964年前后，萧玉灿先生应棉兰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张希石先生的要求，派了五名干部前往棉兰创办《希望日报》时，他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成功培养了该报的一批经理部人才，建立了有条不紊的发行系统。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印尼流亡队伍发生《棉兰事件》，他和我受命“兵分两路”前去执行紧急使命。而在德锦同志病重期间，林弟还曾协助找当地著名中医给他治病。 1965年9-30事件后，面对着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威胁，他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负责处理各种善后工作，直至觉醒办事处最后被接管。 而在“新秩序年代”30多年的反动统治下，他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顽强地生活着。当他的爱妻阿玉在80年代过早地离开人世之后，他不得不自己一个人挑起了抚养全家人的重担。为了养家糊口，他不顾自己身体弱，每天从家里走路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在自己开设的小修理店（bengkel）营生，数十年如一日地苦苦撑下去。 与此同时，他一直关心着时局，关心着印尼的发展变化，也关心着亲友们的安危，并且继续与周围的朋友们保持紧密的关系，一起度过了那最危难的日子。 进入千禧年后，他获悉我的几本小书在网站上发表，兴奋之余，还要求在当地出版发行。 2014年，香港侨界举办纪念萧玉灿先生百年诞辰大会，我应邀代表觉醒的同事参与其盛时，他更是激动不已。会后，我送了一份大会发行的《萧玉灿传》、《萧玉灿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及萧玉灿纪念章给他留念，感激他在宣传萧玉灿先生的思想和事业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林弟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论在任何时候，他都非常洁身自爱，从不追求物质享受，也不随便接受亲友们的馈赠。工作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为人随和，难得有脾气。他善于团结所有同事，也能与各界人士打交道，处理各种业务。这是他长期在实践中愿意不断地虚心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提高自己各方面水平的结果。 记忆中，林弟平日很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很喜欢看好电影，我虽从未听过他唱歌，但他也很喜欢音乐，很爱听歌，尤其是电影《柳堡的故事》里的“九九艳阳天”和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民歌“小路”，更是他的“至爱”，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足见他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品味。 另外，还有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他的大女儿于60年代出生时，他要我这个二哥给她取名。其时，恰逢新中国出品的电影《枯木逢春》在公演，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叫“逢春”吧。他欣然应允，所以，他的大女儿的中文名就叫张逢春。 值得欣慰的是，在他苦心孤诣地培养教育下，儿女们都很孝顺，都很体贴和爱护把她们抚养教育成人的这个常年有病的老父。林弟这次病重入院治疗，长达2个多月 ，她们都轮流侍候在侧，直到最后目送林弟安详地离去。 安息吧，林弟！你长期来就已比常人更加艰难地活在这个世上，但你无怨无悔，毫不气馁，绝不屈服，努力奋斗了一生，完成了自己对家人、对友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你不愧是我们的好兄弟!好同事！好战友！ 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你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亲爱的大林弟，我们永远怀念你！！ 二哥 大永 叩泣201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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