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华族在风雨中成长 胡 儿 土地纠纷多如毛 苏北省与亚齐自治区相比邻，环绕着它们的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促使它们很早就与印度人、华人和阿拉伯人进行沟通来往。史书记载，华族与亚齐族友好往来已有数百、甚至数千年了。 公元前华人已在努山打拉群岛，包括苏岛与亚齐展开繁荣当地经济与文化的活动。 公元后，印度、阿拉伯与华族海员都来苏岛寻觅香料，从此印度、阿拉伯与华族文化随着传播开来。 公元400年之后，华人称苏北为蓝里、蓝雾里、南雾里、那玻里。阿拉伯人则称之为拉米。 公元12世纪后几百年间，华人因政治经济因素而大量向努山达拉群岛迁徙；19世纪中叶，苏北日里荷人烟草种植业兴起，大量华人苦力涌流进来。他们多分布于爪哇、加里曼丹与苏岛；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荷兰对努山打拉着重进行商品掠夺；19世纪初叶，荷兰在努山打拉群岛正式建立殖民政府，并对苏岛进行直接占领；19世纪初叶至70年代，荷兰疯狂掠夺农民部分土地和榨取无偿劳动力；19世纪70年代后，对努山打拉土地进行全盘占领和更广泛的无偿劳动力之榨取。 总之，从1870到1942年，努山打拉社会经历三个不同的发展过程： （甲）1870—1905年，私人资本发展农业种植、矿业与交通运输业； （乙）1905—1927年，与农业种植园发展的同时，英、美、荷各国石油开采公司纷纷在努山打拉成立； （丙）1927—1942年，努山打拉遭受世界市场1929年以来长期萧条的影响。 这期间在亚齐爆发了历时40年的对抗荷军的亚齐战争和历时30年的苏北马达之战。 沦为殖民地的苏北像一座大熔炉，把它的人民百炼成钢。棉兰人因此有个引为自 豪 的 口 号 ；INI MEDAN BUNG ！意即我们热爱和平，但更加热爱独立。 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入努山打拉群岛，棉兰先知先觉的华族青年义无反顾地组织两个抗日组织；（一）苏岛华侨抗敌协会（华抗），（二）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反盟）。 1943年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役节节败退，在战略上转变为加强后方，遂挑起棉兰九二〇事件。逮捕了周斌、陈吉海、甄树熙、霍警亚等19名抗日志士；其中11人被杀害，7人被逼害至死，一人被捕后失踪。 据武吉丁宜中华学校校长张乙鸥调查，11位烈士就义及遗骨墓地是在离武吉丁宜华侨公墓约三、四公里的巴东依耀。 1953年“苏东”华侨爱国青年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纪念碑在武吉丁宜华侨公墓建成。 不久，为了千秋万代弘扬“九二〇”抗日烈士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又先后在先达与棉兰塑建“九二〇”抗日烈士纪念碑。 棉兰抗日烈士纪念碑建立在丹绒勿拉哇地藏殿墓场内。由卢华汉君在新秩序政权期间发起聚资筹建。他也是九二〇抗日志士，曾被囚禁于先达政治犯监狱。 在丹绒勿拉哇小镇还有一座五名反荷义士纪念碑。义士芳名依次为；陈炳益、吴上升、李三弟、杨桂林、黄蜈蟆。 五名义士来自中国广东省潮州，是日里烟园苦力。他们不堪遭受荷兰农园主的凌辱、压迫与榨取，矢志报仇雪恨，集团手刃荷兰工头。 在荷人专为劳工设立的农园法庭上，他们大义凛然、截钉截铁地说：“手刃这万恶的荷兰工头者不是他人，是我们这五人集体！”虽然庭方一再表示，只要五人中的一人站出来自首，其他4人便可获释，但是英雄们还是置若罔闻，令贪生怕死之辈唏嘘不已！ 庭方法官瞠目结舌，惊魂稍定后，遂举槌敲案，判处陈炳益等五名抗荷英雄以绞刑。 每年来到丹绒勿拉哇地藏殿九二〇抗日烈士纪念碑，心儿自然会飞向好几公里外的BANDAR LABUHAN坟场。在那里也威武地矗立着标志印华两族同甘苦共患难的五烈士冢墓。 1953年3月16日。 手无寸铁的一名印农与四名华农在哒哒响的机关枪声中先后扑倒在鲜红的血泊里。 华农林根于身中五弹；喉部两枪、左右手腕各一枪、左腿一枪。 棉兰《苏门答腊民报》隔天报导，6辆卡车装载着60名武装警察“雄赳赳，气昂昂”团团围住停泊着一架拖拉机的芭园。所有通道都被切断，严禁农民出入。据说拖拉机刚从远处运载过来，负有铲平田间农作物的“使命”。 晴空霹雳，突然哒哒响起枪声，只见23名农民应声扑倒；五名当场毙命，重伤六名，轻伤十二名。 一周后，下列报道文字又出现在棉兰《苏门答腊民报》。 由于韦洛坡政府内政部长穆·罗姆（马斯友美党）企图夺取农民土地而在丹绒勿拉哇挑起了土地纠纷事件。这些土地原是外国农场的土地，但是自日本占领时期以来就已为农民自己耕种。根据穆·罗姆的命令，苏北省省长阿卜杜尔·哈金姆（同属马斯友美党）下令军警用拖拉机压毁农民的作物与房屋。 这一事件因造成死亡而取得“死亡拖拉机”的臭名。农民英勇地反抗这一一残暴措施，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持。这一措施也促使韦洛坡内阁倒台并代之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 阿里政府撤掉了阿卜杜尔·哈金姆的职务，并且颁布了1954年第8号紧急法令，以设法解决上述土地纠纷事件。 1953年3月16日丹绒勿拉哇惨案以“死亡拖拉机”臭名远扬。事件发生后，苏岛华侨工农总会主席吴锡柳君仗义执言，向日里州长合理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想不到得罪了印尼某些官员，又由于第三者挑拨离间，祸从天降，他和其他印尼工农总会几位领导人一起被捕入狱。 1995年苏哈多军人政权稍微放宽对社会的严密钳制，民间社会组织开始渐渐露面，如社会自力机构（LSM）等。在它的指导下，PEMATANG BELO——BULU CHINA村民组织起来跟农园当局接洽斗争，重夺已失落的土地。他们倾注万钧之力，踏平农园甘蔗作物，并在原地种上香蕉树或杂粮。等到收成季节将到，可恶的农园主又派遣国家工具又一扫光地把香蕉树铲平。等国家工具走了，村民们又怒火万丈地进行种植。如此你一来我一往，周而复始。 终于公元2000年农园企业主被迫让步，无可奈何把纠纷土地382公顷归还给命运多舛的村民。 棉兰新印尼之光日报2012年6月报道，新任苏北全国土地局局长罗尼回答记者提问称，关于苏北土地纠纷，本局将一桩桩地进行审查与剖析，彻底解决。 苏北地方警署土地资料显示，2012年正月16日土地问题工作报告指出，目前苏北省土地纠纷案件共有2833起；其中民间土地纠纷案件2498起，社会集团与政府机构间143起，个体百姓与私营企业间182起，私营企业间4起，私企与政府间6起。 比如，第二努山打拉农园企业与农民集团间的土地纠纷案件，涉及土地面积达5878公顷。 第二努山打拉农园企业与农民集团间的土地纠纷案件，涉及土地面积达1210.08公顷。 实际上，苏加诺政府时期，1960年曾经颁布第5号土地基本法令，它已偏向保护社会民众的利益，只是以后新秩序政权和改革时代各政府部门纷纷编纂的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法令却都与它背道而驰，以致造成今日苏北土地纠纷多如毛，印华两族社会大众生活动荡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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