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达华侨社团发展概况

     在中印尼双重国籍条约实施前，所有先达华人统称为华侨，所有社团也统称为华侨社团。先达华侨人口并不算多，但社团数量却很可观。按人口比例，当时在印尼同等城市中，拥有如此众多社团的城市，先达当列前茅。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先达华侨社团（包括红蓝两派）近60个。按性质分类：有政党、综合性社团、宗亲类、工商行业类、工农青妇、文体娱乐类、慈善公益类等。
      从势力和数量来看，随着国共内战此消彼涨形势发展，蓝派由强变弱，红派则由弱变强。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中国国民党于1920年颁布成立海外支部的通则。国民党在印尼的合法身份得到荷印政府的承认。国民党在苏北省成立日里，亚齐、打板奴里三个直属支部，并在各地成立了分部。先达国民党分部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荷印政府禁止华侨社团开展政治活动，但由于背后有国民党政府驻印尼使领馆的支持和出谋划策，国民党对华侨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渗透和拉拢是十分明显的。

       1949年8月，国民党派遣蔡维屏为驻棉兰领事。当地国民党（包括先达国民党）利用蔡的履新，大搞迎接活动。一时间，“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遍大街小巷，其之所以要如此大造声势，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各大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军势不可挡，即将夺取全国的政权。
国民党只能虚张声势。
     真正打破蓝强红弱局面的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1950年4月，中印尼建交。195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遣沈一平为驻棉兰领事，受到华侨各界的热烈欢迎。这个风向的变化，使承认和拥护新中国的社团明显增多。
     在先达，除了国民党，还有红派的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先达分部。它们属于政党。民盟苏岛支部的由来是：1942年，日军侵占印尼。棉兰和先达的爱国青年成立了两个抗日秘密组织：“苏岛华侨抗敌协会”（简称华抗）和“苏岛人民抗敌协会”（后改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开展抗日地下活动。
     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抗日秘密组织浮出水面。为了应对新形势，经两个组织主要领导人王任叔、陈洪、赵洪品等商议决定：把两个组织合并，改组为苏岛华侨民主同盟。
      1946年，经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同意，把苏岛华侨民主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当时盟员约五十多人。这些盟员散布在报社、学校、社团，成为这些机构的领导核心。
      红蓝两派在先达都掌握和控制了数量不等的社团和学校，并成立了高端组织：先达华侨总会和先达侨团联合会。彼此在争夺学校、社团和华侨群众方面，展开了时紧时松的斗争。
      国民党宣传反共、反新中国，民盟宣传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号召华侨大团结。两军对垒，迫使各社团和华侨群众不得不选边站。有的一家人分两派。

     根据不完全统计，四五十年代，先达华侨社团的政治属性大致如下：
      红派社团：民主同盟分部、先达华侨总会、中华商会、华侨职工会、韩江同乡会、福建同乡会、龙岩同乡会、琼崖同乡会、华侨学校、育才学校、民众夜校、华侨青年会、华侨妇女会、新民歌剧社、韩友兰球队、联谊羽毛球队、汽车公会、文烟商公会、烟草公会、米业公会、海产同业公会、羔丕店公会、华侨烟厂公会、中印友好协会、璜汶华侨总会、璜汶中华学校，如果加上1949年前右倾、1949年后左倾的韩友体育会和苏岛中华汽车公会，共28个；
      蓝派社团：国民党分部、中华侨团联合会、中华学校、中华卫理学校、中青夜校、广肇同乡会、中华木业总工会先达分会、兄弟体育会、三青团、绿白社、自由工联会、琼州会馆、客属公会、华侨互助社、先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金业工会、工联会、共17个。
    

      先达华侨总会和先达侨团联合会是红蓝两派的高端组织，都是在日本投降后，四十年代末成立的。它们在华侨社团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主持这两个组织的人，几乎都是当年侨界的佼佼者。
先达著名侨领、侨商陈影鹤出任先达华侨总会第一任会长兼中华商会会长。他在先达侨界很有威望，很受拥戴。1947年，陈离开先达，其职位分别由红派侨领郭懋钦、王定一、周清木、陈于胜等继任。
       1948年，蓝派先达侨团联合会脱胎于先达治安会。其领导层也都是蓝派界的精英，如姚雪村、李炳鸿、章达文、李永基、关鸿达、施翼鹏、陈金宜等。
      华侨社会有个特点：彼此之间虽有政治理念不同，有“阋墙”、有“竞争”，但并非势不两立。社团和学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私交依旧。对商人而言，在商言商，政治理念的分歧，并不妨碍彼此成为经商的合作伙伴。
     教育理念的不同，更使中华学校和华侨学校演绎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彼此取长补短，培育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印建交，国民党政府驻印尼外交机构被迫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和驻各地的总领事馆和领事馆，成了广大华侨的坚强后盾和“保护神”，心向祖国、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了先达华社的政治主流。
     原先规模最大、学生达二千多人的中华学校，经过1948年蓝派校董无理开除大批红派老师和学生以后，声望大为受挫，学生数量逐年锐减，而红派创办的华侨学校、育才学校、民众夜校却蒸蒸日上，学生数量1955年高达近二千七百人，约占先达华侨学生百分之六七十。
      倾向新中国的社团也越来越多。五十年代中期，当地发生的几个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印尼合法地位和政治势力：
      一是蒋帮特务阴谋杀害周恩来总理而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二是当地国民党或明或暗支持反苏加诺中央政权的地方叛乱集团“辛波伦武装叛乱集团”。
      这两件事，不仅在华侨社会，在印尼官方上层和广大民众都造成很恶劣影响，使台湾蒋介石集团和当地国民党声败名裂，导致1958年4月，印尼政府断然宣布取缔中国国民党在印尼所设总支部及其分部。
     

      当时，我在大使馆担任印尼文翻译，深度接触到这些事。其中有件事至今难忘：早期当地华文报把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PNI)翻成印尼国民党，我们也照常沿用。就在1958年前后，该党党魁阿里·沙斯特洛阿米佐约和该党主席哈尔迪，曾口头向我方提出：“中国国民党名声很坏，我们的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希望今后不要把我们的党称为‘印尼国民党’，以免在印尼华侨界和中国人民当中形成负面影响”。
      我方当即表示同意。从此中国大使馆和新华通讯社把PNI改称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
       1965年“九·三0”事件，印尼政局大变天，军人政权上台执政长达三十多年，中印外交关系中断，大批华侨华人被屠杀和驱赶，所有华文报社、学校和社团统统被封杀。华侨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而今，上述华侨社团已不复存在，它们的历史只能载入印尼华侨发展史册，成为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