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总书记在中国》连载二
张泰永编译 译者按语：1955年12月底，轰动一时的华玲和谈失败后，国内外形势继续发展，但马共进行的抗英战争，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异常悬殊，兵员伤亡惨重，环境越来越险恶，而走向低潮。在这种形势下，马共中央于1959年10月召开了第十一届扩大的中央全会，决定采取偃旗息鼓、等待时机、转变斗争方式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及李安东、陈田等中央领导人出国，研究马来亚革命问题，开展国际活动，加强与各国兄弟党的联系，以争取国际援助。 陈平等三位马共中央领导人于1960年12月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跋涉、充满险阻的出国之旅，经泰国、老挝、越南的丛林、峻岭，于1961年夏抵达受各国人民景仰的中国首都——北京。没想到，这一走，陈平总书记本人不得不在中国逗留了长达20多年之久。 陈平总书记在其2003年出版的英文版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第25、26、27章里，公开地讲述和介绍了自己在中国这20多年来以马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身份所开展的各种重大活动和所作出的重要决定，特别是与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等之间的交往和会晤，非常值得想要认真研究国际共运史，特别是马共斗争史的学者、专家和朋友们参阅。 本文将分上中下三次刊出，内文经笔者根据原文重新校译，希望尽力臻于达和准确。在此过程中，让笔者觉得其内容不仅非常丰富和翔实，而且非常引人入胜，读了实在兴味盎然。不过，由于时间过去了十多年，陈平总书记也于2013年9月离开了我们，他的某些看法也许会引起不同的看法。这是难于避免的，也很正常。当然，在翻译上或行文方面，以及文内由笔者所加的小题，如有任何不妥之处，则应由笔者负责，欢迎各位学者、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笔者谨此表示万分谢意。 （鉴于篇幅和版面编排等原因，全文本站将分四次连载，每次约9000字，欢迎点击阅读 ——本站编辑注） 《陈平总书记在中国》连载二
马共必须在思想上跟毛和中共保持一致 小章曾非常坦率地谈及毛所犯的错误。我们讨论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马共在思想上必须继续跟毛和中共保持一致，但对它的实际运用，应更加灵活。小章赞成我们在中苏分歧问题上不应倒向一边。我们应该跟莫斯科保持一定的关系。毕竟中国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至少在表面上，这两个共产党大国彼此之间在当时还是相当友好的。除非出现公开分裂，否则，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如果公开分裂成为事实，我们届时自然会倒向中国一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建议。 我们于1961年6月第一个星期某天上午飞抵北京国际机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宁一到机场迎接我。他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密战友和忠实支持者。陪同刘宁一前来迎接的还有中联部其他负责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就像越共的一样，是负责处理跟兄弟共产党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专门机构。 我获安排入住位于跟北京高度保密的中联部总部相邻的一幢结实的洋楼。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和铁道部大楼就坐落在相去不远的大街上。当时中联部是秘密运作的机构。它深锁在高墙围着的大院里面，也不对外公开它的职能。在它的大院里，建有一幢幢小院落式的独立楼房，在它背后隔着另一堵墙，中联部工作人员家属就居住在里面。任何家属成员严禁步入办公楼区。到中联部办理一切事务，都只能通过预约。 我住的洋楼是供在北京活动的兄弟党负责人居住的住宅区的一个单元，它位于直接通向中国首都心脏——天安门广场的一条大街上。1959年起就居住在中国的坤华，如今已完全康复，并与我团聚。她自从来北京后，就一直是跟我们在北京的一群干部人员居住在市里某处的普通住宅区。 我们在新居安顿下来不久，中联部一批高级负责人就前来拜访我。我们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其间，我进一步解释了马共决定在马来亚恢复进行政治斗争的目的。中联部的同志认真听取了我所说的一切，并且回去后一定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我想，所有跟我们党的事务有关的决定，都是由这个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正是邓小平。 为给我接风，中方设了两次欢迎宴会。第一次由中联部宴请。另一次大型酒会则以中共中央名义举办。我都是在小章、陈田和我们当时的党主席穆沙阿末陪同下出席这两次宴会的。很明显，在我们的士气低落之际，中国同志急于给我们鼓励打气。他们赞扬我们的不屈不挠的勇气。他们夸我们的革命斗争。听他们这一说，你很难想象得到，我们在军事上已被打败。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曾就中共领导人到底为什么对我们交口称赞的背后原因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举行正式会谈 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平。
1961年7月应邀与邓小平举行正式会谈时，我们终于获得了答案。小章、穆沙阿末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谈。我们是在邓小平设于中南海政府行政大楼里的办公室会晤的。另外三名中共高级负责人和一名负责会议记录的秘书也参加了会谈。 邓首先发言。他告诉我们，东南亚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知道他不久前刚与胡志明举行会谈。我估计，他告诉我们的看法，是基于他所了解到的河内对南越的意图以及胡准备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有多大。此外，邓对缅甸、暹罗、老挝、柬埔寨和印尼等国的同志的想法和计划，也了如指掌。这些兄弟党当时在中国都拥有重要的培训中心。 邓坚持说，从战略上看，整个地区的形势对我们在马来亚长期来所从事的武装斗争，将变得成熟。他极力要求马共在这个时刻绝对不要转变方针。我们必须利用整个东南亚即将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机会。我感到有些吃惊。我告诉这位中共领导人，“我不能当场决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需由我们党中央决定。” 我定了定神后，立即补充说：“如果我们要恢复武装斗争，我们可以期望从中国方面获得什么援助？”这一点，我对邓解释说，将会是马共中委们提出来询问的首要问题。 很明显，邓对我的反应早有准备。中共中央联络部多年来一直密切注视马共的状况。小章来北京的任务就是要与北京领导层保持经常的联系。自从我们的无线电联系建立后，他一直有向中国方面提供关于马来亚的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展的非常准确报告。其时，马共拥有的全部资金大约还有100000美元的现金。我们计算过，这笔资金足于用来维持业已大大减少的军事行动不超过12个月的开支。 邓兴许是受到我提出的财政议题这件事的鼓舞。毫无疑问，他把它看作是能够促使我们终将同意中国想法的一个预兆。我们的会谈最后达成以下的谅解，即我将把他的建议提交给马共中央讨论。邓向我保证，如果将来达致全面协定，中国将会支持我们。至于具体安排将由中联部负责处理。总书记解释说，中联部也将获授权决定编制预算的事宜。我们的会谈于同一天分上下午举行了两次。 如今，我们在心理上感到自己处于更加为难的地位。在昔罗时，我们曾忍受好几个月的精神折磨，才最终决定把我们幸存的唯一希望寄托于回到政治斗争上，尽管这意味着将带来即时的烦恼。 我私底下对邓的谈话的每个细节，读了一遍。我邀小章、陈田和李安东参加讨论。我们也通过电台跟回到昔罗的阿海联系。毕竟，如果我们接受中国的建议，第一个面对恢复作战这一艰难任务的将是我们这位刚上任的代理总书记。毫无疑问，邓曾是一位很有说服力者。在此之前，每次向中国提出寻求直接财政援助的建议时，我总是感到尴尬。但是，我来到北京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我就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在资助其它东南亚兄弟党方面，做的很好。这些东南亚兄弟党全都有代表常驻北京，而且都有大批人员在接受各种课程的训练。 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公开谴责斯大林 我跟邓会谈后的3个月，我应邀前往莫斯科访问。我此行的目的是出席苏共代表大会。结果，我还应邀观看了在红场上举行的庆祝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44周年的阅兵仪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谴责斯大林。他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我此行也访问了列宁格勒一星期。 我过去曾听说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他的政策的批评。这种做法也曾发生于1956和1959年举行的苏共秘密会议上。我个人对在莫斯科冒起的新态度非常不满意。我愿意承认，约瑟夫-斯大林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他的政府要对过激行为负责。尽管如此，他毕竟是一个不平凡时代的不平凡人物。正是他，使苏联从茫茫荒芜的大地摆脱出来变为一个超级大国。没有斯大林，苏联绝不能击败第三帝国（指1933-1945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译者注）。 赫鲁晓夫和邓都自认为是改革者，都努力使各自的共产主义国家对现代世界开放。为了使用阴谋诡计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基础，赫鲁晓夫对过去的政权采取了一种全盘谴责的做法。当年，我听了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后，我觉得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和行为，终将自食其恶果。我担心苏联在政治上的这些新观点，必将会给中苏关系带来影响。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方面，邓从来没有诋毁毛。这样做将意味着谴责他自己。多年来，我跟邓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对他在某些政策上的睿智有所怀疑。然而，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我重新检讨了我在关于他的领导能力方面的态度。如今，我承认仅存的共产主义模式，就是他所塑造的那种。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正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她还必须保持集中控制的大环境一段日子。否则，她将重蹈1990-1991年苏联的复辙。我如今告诉大家，别那么快预言中国在政治上将屈从于资本主义势力。它需要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长很多的一段时间才会发生。 （重新校正于2016-1-14）
第二十六章 恢复武装斗争 穆沙阿末的看法最乐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讨论邓的建议时，在所有人中间抱有最乐观看法的，正是在华玲谈判前被提拔为党主席的穆沙阿末，而最终背叛我们的也正是他。 他自信地预言：“有中国的支持，我们用5年时间就能接管马来亚。”我想，穆沙未免过于激动了吧。他的估计看来最不切实际。我提出需要8至10年的时间，也许会比较现实。即便是在那时，我仍然是不敢肯定的，而且也是这样说的。 在我跟黎笋和黎德寿于河内进行最近的会谈后，我曾坚信，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的解放，仅仅是时间问题罢了。但是，对于暹罗来说，我却绝对没有信心。依我的想法，这个王国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理由是，如果印度支那的解放需要8至10年的时间——实际上用了近15年时间，那么，届时我们在马来亚的处境又会如何？我们绝对需要有一条跟某个兄弟党控制下的国土相连的共同边界线，但是，这一要求即便是在印支三国的国土都解放了的情况下，也无法实现。 依我看，一个共产主义的暹罗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我还清楚记得，我是多么的关注1945至1960年暹罗政局的发展。我也十分渴望其当政者，不论是军人还是文官，都能实行哪怕是稍微中立的政策。一个中立的暹罗，对我们的斗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斗争受到的阻碍，将会因此而大大减少，而且我们也可以肯定，暹罗当局绝不会跟英国人联手打我们。后者对我们继续留在这个王国南部活动，始终构成一种威胁。 这是我们1959年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今在北京，时间仅仅过了18个月，我们又再次考虑这个问题。不过，这一次，中国方面答应给我们财政上的支持。但仅此一点，就足以影响我们的看法吗？ 在昔罗的阿海认为：是的。他立即回电表示，他乐意于率领这场重启武装反抗的战争。穆沙阿末对此特感兴趣。小章也表示支持。我跟其他人一样，表示同意。但是，说真的，我们赞成这个决定，是有些勉强的。毕竟，我们1959年的昔罗决议，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们是经过多番分析和自我批评后才作出的。 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北京的援助 因此，当我们再次与中共会谈时，我们的根本立场认为，马共恢复进行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北京愿意提供的援助有多大。邓曾获授权负责马共政策问题。如今，我们是跟中联部最高负责人打交道。坦白地说，我们克制住自己，没有要求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我们完全了解，运送这种装备到马来亚并非易事。给强势货币，才最关键。。 我们跟中联部的会谈进行了几个星期，结果非常成功。我参加马共以来，党的财政第一次没有了后顾之虑。与此同时，阿海获得授权负责主持昔罗总部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恢复武装斗争。我们责成阿海制定一个详细计划，以便纳入中方的财政支持内。他所需的费用将包括在中央正在北京制定的全盘计划里面。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动员和组织群众，并且要在实质上重新恢复我们在暹马边境的活动地盘。我们必需又一次开展肃清国民党和其它冒充国民党的匪帮的势力的行动。由于我们从1959年起结束军事行动，这些匪帮开始逐渐回到这里填补他们认为是“权力真空”的地区。1950年代初期被我们赶到金三角的那股匪徒，也再次出现在这里。 为了重建我们的势力范围，于是决定我们有必要消灭一些重新潜回这里的犯罪分子。这一行动的杀伤力要足于令这些匪徒及其同伙清楚知道，如果他们蓄意留在这里打家劫舍，他们首先必需和我们较量。在这方面，阿海匠心独运，想出一个办法使暹罗当局对我们坚决铲除这些匪帮的立场，保持中立。 阿海匠心独运 令暹罗当局保持中立 他先是设计出一种用暹罗文印就的特别传单，然后在整个边境各府派发。这是一份对当地居民以及军政当局的告白书。告白书里说明，马共在这个地区的惟一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资供应。这些物资将用当地货币向当地市场购买。我们向当地居民保证，我们完全尊重暹罗的主权。我们还把各种主张列出来，我们觉得，它将有助于加深当地居民对我们的了解。我们于是开始向暹罗当局建议，应避免试图闯入森林来追踪我们。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来了，而且只是朝天开枪，我们一定会以朝天开枪回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直接向我们开火，那么我们也一定用同样方式还火。我们向那些军警保证，我们不想同当地政府打仗。如果他们不到森林里巡逻，我们绝不以其他任何方式打扰他们。 由于这些传单已经广泛派发，我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游击队员必须了解传单的含意，同时严格地按照规定加以执行。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很有效。它设法使森林的存在，就像我们管辖的地区，并照这种方式做下去。这些传单，很快就落到军警和政府高官手里。几乎在一夜间，我们不再受干扰了。 恢复我们的武装斗争必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政治教育，重新巩固我们的整个组织。我们恢复了一个安排很紧的讲习班。其时，我们的总部已经迁出昔罗，并终于回到勿洞地区安营扎寨了。鉴于秩序和信心都得到恢复，我们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全境地下政治组织以及当时集中于暹南边境森林地区的部队，展开了招兵买马活动。 在我动身前往北京之前，我们如今已加以放弃的复员计划，就已经开始执行。我们有相当一批游击战士，选择不去中国，他们离开森林后，投入到马来亚边界北部的当地华人社会中生活，因为南下有被判处死刑的风险。随着复员计划的执行，我们的人数剧减。在我们下令转变斗争方式时，我们游击队的骨干分子已下降到只有300多人左右。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最少的军事实力。有了新斗争计划和财政来源之后，我们于1961年中开展了第一次的招募新兵活动。到1964年，我们游击队实力增加到约800人。这些特别招募的新兵全都来自边境北部地区。这一次，我们相当成功地争取和吸收了来自当地伊斯兰教徒的新兵。 马共游击队如今遍布于四个主要森林基地 现在，我们的军队遍布于四个主要森林基地。一个是位于昔罗西面的森林地区。另一个在中部的勿洞森林地带。其余两个深入到暹罗东面现称为泰国的那拉提瓦府（陶公府）的边境地区。有必要指出，我们的游击队是没有基本工资的，只有我们称之为零用钱的一点收入。这点钱足够用来购买香烟、肥皂、牙刷以及其它一些个人需要的小日用品。 由于得到全面发展，我们队伍的士气有了提高，而源源不断的财源，对行动的顺利开展，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在曼谷的那两家重要贸易公司，虽是我们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仅靠它们的收入是不足于应付我们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如何把钱汇出去，永远是一个难题，而且当这两家公司被迫关门大吉的时候，情况就更加难了。我们得携带现金。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的交通员在途中被捕或被搜查了，无论其原因是什么，那么可以肯定，他身上携带的钱，就会当场被没收，不管这是不是一次正式逮捕了。不过，如果真的要携带现金的话，我们规定只准带英镑。100英镑面额一张的钞票是所有钞票中价值最高的，也是最方便用来跟当地货币兑换的。 当然，我们不断注意如何改进我们的资金运转出去的办法，而且发展到可以选择使用各种各样的国际性渠道。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说明我们的秘密金融通道形成的底细。我只想说，我们二十年来都是在非常不错的条件下使用它，而且从未受干扰。马共在预算方面一向严格地加以限制，即便是到了1961年北京开始资助我们的时刻，我们对预算的限制反而更加严格了。我们每年向中国方面提交以美元估算的申请。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提取这笔资金时，可以是我们喜欢的任何货币。由于提出的需求有所调整，北京当局相应地增加了我们的预算费用。这项总的安排一直维持到1989年对我们的财政援助停止时为止。 虽然从1961年起，我在名义上一直是马共总书记，但实际上，总书记位置上的所有日常职能，都是落在阿海身上。在北京，我的工作变成主要是在最高层面进行对等交流活动。当战场上向我提交各种需求时，我必须尽力去处理它所带来的种种错综复杂事情。与此同时，我还要向中国高层做报告，介绍马来亚政局的发展。我所做的深入分析和介绍在日常报刊上是看不到的。我也定时呈交报告。有时，情况有什么重大发展变化，中国方面会征求我对某个特殊议题的意见。 星市委主要负责人余柱业秘密访京晤谈 我到达北京后不久，新加坡市委主要负责人余柱业，从他流亡在廖岛的总部前来中国与我会晤。余的英文名为Eu Chooi Yip，我们称他ECY。小章和我一起接见了他，而且，我们三人一起制定了一个把所有留在新加坡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地下活跃分子撤走的计划。 余向我简单地介绍了有关其他流亡在印尼各地的同志们所面对的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关于这方面，他确认了我们自1959年以来所收到的许多报告。我们的讨论也触及要用什么最好方法来保全我们仍留在新加坡的地下组织问题。两年前，马共中央曾提出警告，李光耀在1959年5月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很可能完全翻脸不认人，对付马共在新加坡全岛的基层组织。我们的预言未免过早了。然而，我们在1961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们长期来所担心的镇压行动就近在眼前。 我们在北京的会谈，也仔细研究了伦敦和吉隆坡之间正在炮制的马来西亚计划。我们三人一致同意，我们如果抵制这个计划，将会是最符合我们党的利益的。如果不能破坏它，至少在实质上，要能推迟它的实施。我们的立场是，新加坡应保持独立于马来西亚之外的一个实体而存在，尽管在事实上，我们从斗争一开始，就主张新加坡同马来亚半岛应统一。 我们认为，李光耀之所以对马来西亚计划如此热心，部分原因是他感到这个计划有利于他来对付马共。我们深信，李企图在幕后操纵东姑，并利用东姑，不仅仅在新加坡而且在整个马来亚来粉碎我们。我们的看法显然错了。最后，是东姑要李按照他决定的时间表来镇压马共。 我们在跟余商讨期间，手头上欠缺有关马来西亚的确实情报。自东姑在那年年初，第一次公开提到所谓马来西亚计划以来，就仅有一些关于这个计划的公开的和官方的讨论会。由于我当时在前往北京途中，错过了这些评论。尽管我同意为了政治目的应努力抵制这一计划，不过，我对这个策略是否可行是有所保留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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