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夏日长。炙热的阳光，激发灵感，享受非常记忆。
打开封存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一幕幕栩栩如生的场景，扑面而来，仿佛又回到当年那充实而又愉快的岁月。 在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中，我给周恩来总理当印尼文翻译，次数最多、翻译用时最长，所见所闻所思，这段经历，对我的成长大有裨益。回顾所走过的脚印，我更加虔诚地感谢这段经历。 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我刚到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工作不到半年，就有机会近距离见到周总理，并参加周总理和全馆人员集体合照，感到无比幸福。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伟大的外交家，举世公认。历史学家研究编写中国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如果不着重研究周恩来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其结论难免失之偏颇，或根本立不住。 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对外交工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指导方针，完全摒弃旧中国的外交模式和风格，树立新中国崭新的外交体系，而坚决贯彻这一指导方针并有所创新的第一人，便是周恩来。 周总理提出的许多观点：如“外交干部就是没有穿军装的解放军”、“外交无小事”以及由他树立的外交风范，等等，至今还在受用。 周总理是促成万隆亚非会议成功的关键性人物，这是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总理一再表述的客观看法。周总理利用亚非会议这个平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的风采，令无数个对手倾倒，心悦诚服。
当时，我在大使馆研究室工作。在政务参赞陈叔亮和夫人、研究室代主任康岱沙带领下，我们先期到达万隆。我们这个翻译班子负责每天为周总理和代表团提供印尼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各种反映。 记得就在1955年4月11日夜晚，大约11时，我翻阅刚收到的印尼《安塔拉》通讯稿，顷刻被眼前几行字惊愕住：“一架运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749A型客机在北婆罗州（加里曼丹）纳土纳群岛海面坠毁……”，脑门好像被外来物重重一击，嗡的一声，思绪一片紊乱，握住稿件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 坐在对面的政务参赞也感到像晴天霹雳，但他毕竟是老同志，坚定、沉着。他握住我的双手说：“沉住气，仔细往下看，念下去！” 我把这则快讯重复念了好几遍，大家还很不满足，似乎想要从中挖掘出更多的信讯：“周总理在不在机上？”、“飞机为什么会坠毁？”……这一连串问题就像一块块巨石，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在场的人除了面面相觑，只有憔虑和沉默…… 直到翌日清晨，情况才渐渐明朗：周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并没有乘坐该机。大家为此才松了口气，但同时却为乘坐该机的中国代表团先遣工作人员八人和波兰、奥地利、越南三名记者的罹难而感到十分悲痛。这是蒋特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会议结束后，国际舆论，特别是印尼新闻媒体，对周总理驾驭国际会议的超凡能力、化解矛盾的外交艺术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都作了大量的评述和赞誉。这些溢美之词并非客套，而是由衷的、中肯的。但又似乎说不到点子上。 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事前做足了功课。比如对会议的历史定位、与会国家的性质、会议所设定的议题等等，都做了深入扎实的研究分析，从而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统一战线。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而周总理在几十年国内斗争中，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这次，面对亚非会议，虽然局面比国内斗争更为复杂，更难驾驭。但他坚信，绝大多数亚非国家都是我们的兄弟，历史上都有过或长或短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共同遭遇，同中国除了共同语言之外，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因此，团结大多数亚非国家，高举维护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旗帜，建立广泛的反帝反殖统一战线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六年，在29个与会国家中，只有6个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多数国家对新中国很不了解，特别是那些参加“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国家，在大会发言的第一天，有几个代表公然跳出来，大肆攻击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所使用语言几乎和西方报纸如出一辙，气势凶凶。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局面，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冷静、耐心地聆听每个代表的发言，同时通知大会秘书处，周总理的发言安排在最后一个。总理决定，把原先在国内准备好的发言稿，分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团。总理边听边急就了一篇补充发言。 总理发言前，西方媒体和记者已经大造舆论说，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代表参加的亚非会议，必将面临分裂，并以失败告终。他们幸灾乐祸地想看亚非会议的笑话。凭借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偏见，他们毫无根据地认为，周总理一定会采取强硬姿态，拍案而起，予以强烈反击。其结果大会必将陷入他们所希望的无休止的互相责骂混乱局面。 于是人们的关注点便聚焦在周总理身上。总理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会议的成败。周总理以稳健的步伐走上讲台。 周总理开宗明义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浦寿昌英文翻译话音刚落，会堂里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原来笼罩在会堂上空的阴霾也随着接连不断的掌声逐渐消散。 这篇充满智慧的补充发言，以平和的语气，以朴实的语言，如“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要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百闻不如一见”等等，就把大会的发展方向给拨乱反正了。 当然，会议的进展并不像我现在叙述的那么简单。会上的斗争仍然错综复杂。什么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什么叫“节外生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会议进程中，层出不穷。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印度、缅甸一起倡导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恰当的原则。周总理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亚非会议。但有些国家就是不同意，理由是，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了扫除障碍，周总理主动把五项原则分解为“七点和平宣言”，有些人还是不同意。他们不喜欢“共处”（co-existence）这个字眼。周总理说，那好办，我们可以改换成联合国宪章中使用的字眼“相处”（live together in peace）。最后，大会联合宣言又把“七点和平宣言”扩大为“十项和平原则”，皆大欢喜。 周总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的外交艺术，赢得了与会代表，包括原先反对中国的那些代表的高度评价和赞誉。其实，许多与会代表心理很清楚，所谓“十项和平原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扩大和细化而已。
大会的进展过程和最后取得的辉煌成果，充分证明了周总理把“统一战线”搬到亚非会议这个国际大舞台上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周总理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达到如此闲熟、游刃有余、炉火纯青，不能不令人折服和敬佩。 1971年第26届联大，在大会主席、印尼外长阿丹姆•马立克主持下，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事后，毛主席说：这是亚非兄弟把我们请进了联合国，不应忘记他们。 1965年4月，我有幸跟随周总理访问印尼，参加在雅加达和万隆举行的庆祝亚非会议召开十周年庆典。苏加诺总统把周总理列在应邀嘉宾名单之首。盛情接待、关怀备至。
周总理被安排住在国家宫。中国大使馆担心总理不习惯印尼饮食，提出要给总理送饮食。我向总理及时汇报。总理说：“这怎么行！客随主便，是对主人的最大尊重。使馆送饮食来，是对主人的不信任，使不得。” 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举行盛大冷餐会，热情款待各国嘉宾。盛况空前。宾主交谈甚欢。 其中有个女人，身着得体的印尼民族服装，称得上是“窈窕淑女”。她不断在宾客当中穿梭，时而说上几句，时而谈笑风生，一举一动，惹人关注。 我向总理耳语几句，说不远处那个活跃的女士，便是总统的日本老婆——黛维小姐。待会儿，总统可能会陪着她来见总理。总理问：应该怎么称呼她？我说：称黛维小姐比较合适，因为他们的关系还处于半公开状态。 主动来找总理交谈的各国嘉宾，特别是印尼高官，络绎不绝。就像走马灯似的，你刚谈完，他又登场。 就在这个时候，苏加诺总统被众人簇拥着，神采飞扬，微笑着走到总理跟前，边握手边嘘寒问暖。接着站在总统身旁的黛维小姐主动伸手，笑容可掬地同总理握手。总统介绍说：“黛维小姐”。双方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黛维伶牙利嘴，说得一口流利英语和印尼语。总统很少插话，显然要让黛维变成谈话的主角。就是在这次交谈中，确定了两场与日本友人接触的活动： 一是日本代表团团长、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拜会周总理； 二是周总理出面宴请日本皇太子夫妇（今日本天皇） 苏加诺总统一直想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出点力。冷餐会结束后，苏加诺总统安排周总理在国家宫会客室接见松村谦三。 中国代表团备有日文翻译。但苏加诺总统的参加，如何安排翻译却成为难题。苏加诺总统不懂日文也没带翻译，而松村谦三只带一名懂中文的翻译。总理经过思考，决定让我参加会见。我方日语翻译不出场。苏加诺总统发言，由我翻成中文，由日方翻成日语；松村发言，由日方翻成中文，我再翻成印尼文。这样三方就可以互相交流。 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只有民间交往不断。在什么地方宴请皇太子夫妇，地点就成了外交思考的问题。总理考虑得很周到。在总统府肯定不妥；在外面餐厅，动静太大；在中国大使馆，又觉得外交色彩太浓。思来想去，最后确定在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这样既可以让客人品尝地道的中国菜肴，又不会引起媒体的太大关注。 宴席只摆一桌。黛维小姐陪皇太子夫妇前来，是否还有日本驻雅加达使馆人员参加，忘了。我方除总理外，只有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日语翻译和我出席。席间，觥筹交错，气氛轻松愉快。黛维对中国文化艺术颇感兴趣。她说，如有机会，很想访华。总理表示欢迎，而且欢迎皇太子夫妇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 庆祝亚非会议召开十周年庆典仪式安排在万隆原会址举行。整个万隆又呈现当年的热闹景况。
当时，西爪哇治安并不安宁，时有叛军活动。为保证周总理的安全，苏加诺总统特邀周总理一起乘坐喷气直升机飞赴万隆。由于座位有限，除了正副驾驶，就有苏加诺总统、哈蒂妮夫人、周总理和我以及一名总统副官。总理的贴身警卫无法同行。 登机前，总理警卫员把我拉到一旁，说许多场合警卫员不便参加，总理安全保卫工作便托咐给你了。在公开场合，你必须提前半步走在总理右侧。万一出现情况，你可以用身体抵挡，保护总理安全。 虽说平时组织上也经常提醒我们要随时保护首长安全，但这次警卫员直接向我布置任务，顿觉热血沸腾。既有受重托的感动，又有责任重大的忐忑。所幸一路上总理安然无恙。 我一向敬佩警卫员，他们的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献身精神，令我感动不已。 在万隆期间，苏加诺总统邀请周总理进行一次单独会谈。庆典结束后，总统邀请总理游览印尼名胜巴厘岛。 贵宾车队驶进登巴萨市，受到市民夹道欢迎。巴厘善男信女，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手捧盛满花瓣水的椰壳碗，不断向贵宾泼洒。我并排坐在周总理的右侧，随手把玻璃窗摇上。总理看到欢迎群众那么热情，便要我把玻璃窗摇下来。于是总理欠身把手伸出窗外，招手致意。说时迟，那时快，一碗花瓣水浇了进来。所幸水量不大，总理衣领处被浇湿了。我赶忙拿出手绢给总理擦拭。当时感到很愧疚，自责说，对不起，没有保护好总理。总理却不以为然，安慰我说，没关系。还说，缅甸和昆明的泼水节比这还厉害。 苏加诺总统安排周总理一行下榻于海滨别墅。景色恬静优美，是度假的好地方。这里没有成摞的文件需要审批，也没有什么会议需要参加，远离了机关的繁文缛节。总理走出房门，面对大海，独自在海边闲庭信步，心情格外舒畅。 总理见到我，顺手把我招来，要我到临近别墅，请罗青长部长和法文翻译齐仲华一起来散步。边走边聊。走到一处，总理停下脚步说，这里风景很美，照张相吧。我们很高兴，便簇拥着总理站在中间。总理不同意，说大家随便一点，放松一点。当新华社资深记者按下快门时，总理站在右边，依次是罗青长、齐仲华和我。 在后来的一次专机上，新华社记者把四张彩照交给我，并要我转送。照片照得很好。每个人神态悠然自得。我随即来到总理座位。总理看了照片也很满意。我要求总理在照片上签名留念。总理欣然答应，并用我手中的笔，在照片背面一一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当我把相片送给罗部长和齐仲华时，他们见到总理的签字，便笑逐颜开，握住我的手，感谢我办了一件好事。 至今，照片不仅珍藏在相册里，也深深地珍藏在我的心底。 在我的记忆中，给总理当翻译，用时超过六小时的有两次。一次在上海，一次在广州。
1964年11月4日，苏加诺总统一行访问朝鲜后，顺道访问上海一天。周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周总理设晚宴款待印尼嘉宾。晚宴结束后，从八点半开始会谈，持续到凌晨二点半。 在会谈中，苏加诺总统盛情邀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参加在印尼举办的庆祝亚非会议十周年庆典活动。总理感谢总统的邀请，并表示一定会出席。 会谈临近结束时，总理秉告总统，会谈一结束，大约凌晨三时，总理将率团飞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总理说，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领导层发生了一些变化。希望这种变化有助于改善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此行目的就是要就近了解，勃列日涅夫是否会摒弃赫鲁晓夫的错误政策，还是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总理说，请总统放心，我走了以后，由罗瑞卿副总理全权负责接待工作。 周总理在位22年，其间有9年兼任外长。总理精通国际问题，熟谙历史，长于形势分析。总理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其深入和细致程度，常令嘉宾吃惊。 总理的谈话，遣辞立意，严谨精确。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平等交流，从不强加于人。总理的谈话，时而提纲挈领，时而高屋建瓴，收放自如，不经意间，常常会取得“醍醐灌顶”之效。 六十年代，印尼外交部原秘书长苏维多（已故）在一次会谈后，曾兴奋地说，总理的一席话，把我带到五大洲绕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原点，真了不起（他用了几个hebat sekali来强化他的感受）。 我经常整理总理会见印尼客人的谈话记录。深切感受到，只要你用心记录，无需任何修饰和润色，便是一篇好文章，一篇高质量的国际形势报告。 总理在会话中，特别体谅翻译。在叙述事件时，讲上四五句，才让翻译。但在重要段落，特别是重要的表态，总理就让我说一句翻一句，以求翻得准确无误。 总理每次会见印尼外宾，事前都会作充分准备。同乘一辆车时，总理便会招呼说：“小黄，你坐到后头来。”这样我便可以随时向总理介绍情况。有一次总理边听边刮胡子。总理说，胡子长得快，几乎每天要刮两次。 最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下午两点多，礼宾司工作人员，提前把我接到总理在中南海住处。一进门，见总理坐在客厅沙发上吃饭。饭菜用托盘摆放在茶几上：一荤一素、一小碗汤，一两花卷、一两米饭，外加一个水煮鲜嫩玉米棒。 几句寒暄后，我落坐在总理右侧沙发上，开始介绍情况。总理边听边吃，不时还向我提问。日理万机的总理，把吃饭的时间都用来搞调研。此情此景，令我这个晚辈不禁动容。 总理的一生，波澜壮阔，功勋卓著。 1976年1月，邓小平同志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在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对总理战斗的一生作出了全面而崇高的评价。这是历史的盖棺定论。
我的切身感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三句话在总理身上体现得最为完美。 1975年四人帮企图借机扳倒总理。据说，毛主席对此怒不可遏。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毛主席说：“总理不能动。周恩来永远是我们的总理！”。 今年是周总理逝世35周年。谨借主席这句话，寄托我们对总理深深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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