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劳力士手表 ——纪念父亲九十岁诞辰 编者按： 先达人革命老前辈杨国坚先生，祖籍广东新会，1928年出生于印尼先达，早年在先达勤工求学。辍学后，投身于华侨教育事业和新闻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武官处担任印尼语翻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调回国，在总参二部工作，为中印尼两国人民友谊，为祖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2016年1月，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 今年5月17日，是杨国坚先生90岁诞辰。本文是杨国坚先生长子杨涛为深情怀念父亲，纪念父亲90周年诞辰而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朴实生动，真挚感人。本站特别在《先达人物志》 栏目全文配图片编发，同时重发北京《先达通讯》 163期上发表的杨涛写的《沉痛悼念杨国坚先生： 祭父诔》一文，以纪念杨国坚先生90岁诞辰，以表达我们对杨国坚老前辈的崇高敬意和深情缅怀。 父亲的劳力士手表 ——纪念父亲九十岁诞辰 北京 杨涛
七十年代我和父亲的文革干校生活 父亲九十岁诞辰到了，一晃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去年和今年父亲的祭日，我是自己一个人去八宝山祭奠的，没敢告诉母亲，实在是怕她触景伤情。与清明扫墓时最大的区别就是，父亲的祭日，正值隆冬时分，墓地非常地冷清，除了陵园内墨绿的古松柏和冬青，其它的一切都笼罩在灰蒙蒙的气氛里。也因人少，肃穆的环境中又平添了几分寂静。想想清明时节，陪同母亲去扫墓的情景，那可真是人头攒动，车流不息，连下面的大停车场要找个车位都不容易，更别说把车停在上面了。 尽管父亲已经离开有些时日了，可每每想起与他生前的往事，心情总免不了一时难以平复。刚刚为找去年3月份搬家时不知放到哪里的那块父亲的劳力士手表，又看到父亲去世后，我与殡仪服务机构合作精心完成的电子纪念册，索性又插入手机观看了一遍。伴随钢琴在高音区奏响的乐曲，我的思绪一下就被拉回到了两年多前安放父亲骨灰时的场景。耳畔再次想起星星索和梭罗河的曲调，看着父亲生前与家人和朋友、同事的一张张老照片，我的眼前又模糊了。 还是说说找出来的这块劳力士手表吧，它应该是父亲留下能让我珍藏的少数几个物件之一了。其实，它就是一块上世纪50年代产的极其普通的手表，三针无日历机械手动上弦的那种。我从未问过父亲这表他是什么时候买的，想来一定是他进使馆工作后，因工作需要为自己添置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之一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一生几乎没有用过任何我们这代人认为的奢侈品，甚至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他老人家居然还保留着从未穿过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部队配发的新军装。而生前他却一直喜欢穿着那条洗得都退了色，裤脚已严重磨损的的确良旧军裤。 听父母多次讲过，父亲从小家里非常穷，为了贴补家用，每天放学后，当母亲和舅舅还有其他富裕家庭的同学们进行童子军课外活动时，父亲就要马上跑回家，推出祖母早已为其准备好的“铛铛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印尼先达街头贩卖云吞面的一种流动商贩车，到学校门口卖面给活动后饿了的同学们。 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父亲养成了终身勤俭节约的品行。然而即使这样艰苦的学习机会，由于祖父眼疾致盲不久就失踪离世后，少年的父亲也因随祖母改嫁搬家给丢掉了。所以，父亲在参加革命工作后填写的履历，有关学历一栏就填过：小学肄业。正是因为上述的变故，父亲小学四年级后就辍学了，走街串巷卖云吞面。后来还是在街上遇见了当初教过父亲的曾海文先生，了解了父亲辍学的情况后，曾先生千万百计联络举荐，说服当地一家华文学校校董免除了父亲的学费，并自掏腰包给父亲出了书本费等，让祖母很不情愿的答应下，才使父亲得以继续了学业。中学毕业后，父亲又边工作边去教会学校自学，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又学习了印尼文、英文、荷兰文，为今后从事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说回那块手表。在1981年高考时，父亲把他带了多年那块劳力士表给了我，让我掌握好考试的时间。当年考上大学时，我也就一直把它带到了学校。尽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这么一块旧表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在那个我们的社会什么工业产品都还要票证才能购买的年代，多数同学还要依赖学校发放的十几、二十块助学金才能生活的大学生时代，我一个还不到17岁的学生就带上劳力士手表了，尽管是块旧表，那也着实是一种超时代的奢侈了，同时这其中也饱含了一位父亲对离京赴外地读书儿子的那份默默地、厚重的爱。在校期间由于我对手表的不在意，以至于几次放假回京时，手表都要拿到当时还位于东华门附近的著名老字号亨德利钟表店去维修。不是换摔裂的表蒙子，就是修理松扣的上弦旋钮，要不就是修那条扯断的金属表带。 记得1985年毕业上班后，我还一直带着它。但很快，世面上就开始流行电子表了。由于香港的亲友到访时，也开始拿电子表送礼。所以，我也开始带电子表了，加之这块老旧的劳力士手表，由于上弦的旋钮脱扣严重，送去亨德利表店，人家修表师傅表示，修好几乎是不可能了。就这样，那块老旧的劳力士表又让我还给了父亲。 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流行使用呼机和手机，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手表作为报时的功能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下海经商后，当时我也能消费得起几万，甚至更贵的手表了，但我从来就对此没有丝毫的兴趣。说来也巧，在手表的消费观念上，我的太太跟我是一摸一样。甚至九十年代末结婚时，新婚夫妇几乎都要添置一对豪华男女对表也让我们一起给省略了。直到儿子上小学后，有一天回父母处，在抽屉里看到了那块没表链也不能走的劳力士，我对父亲说，这表还是给我吧，等我哪天去瑞士时带上，看看原产地是否还能修好它。 如今一晃又过了十几年，瑞士我也没去，那块老旧的劳力士依然是没表链的坏着，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父亲已经离世两年有余，这块服务于我们父子二人的已经不能走的旧劳力士手表，也就成了我对他老人家的一份永久的思念。  父亲50年代在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中  父亲1960年于印尼使馆宿舍门前  父亲86岁生日和母亲分切生日蛋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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