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第一次走進內蒙古的大興安嶺，我被這浩大的原始森林震撼住了。與別人不同的是，我是從印尼回國的僑生，在印尼見到的樹木都是熱帶的闊葉植物，而這裏是清一色的針葉林。 更不一樣的是，從小就沒怎麼出門的人，卻幾乎跨過半個地球，從熱帶來到了寒溫帶，在這裏開始自己新的人生…… 01 邱學清/男/印尼歸僑/現年84歲/退休前任職于福建農林大學，父母都是福建龍岩人，在我們這些孩子都沒出生前，他們倆一起來到了印尼，落腳在先達市。 大姐二姐出生後，我也來到了人世，之後妹妹弟弟也接二連三出生，家裏的兄弟姐妹共有11人，加上父親母親，一家共有13口人，而全家的收入僅靠父親一人，他不僅要供養全家人的生活，還“一個不落”地讓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學讀書。而他的工作僅是在先達華僑總會裏擔任“文書”，其他的時間，他在一家華人運輸公司裏兼做會計。 每次想到這裏，都會對父親心生敬意，也能體會到父親的那份壓力和重責，而他從來不在家人面前流露出任何的苦楚，留給我們的是他的平靜和穩重。也是在這種氛圍下，每個孩子似乎都很早懂事，能回報的就是我們好好讀書，取得好成績，得到好評價。 也不知為什麼，自己不知不覺讀完了小學，初中也很快畢業，這已經是先達這個城市華文學校的“最高”學歷了。如果還要讀高中，那就得到離先達100多公里的棉蘭市讀書。 棉蘭是印尼蘇門答臘北部的省會城市，在當時整個地區只有棉蘭才有華文的高中學校，而且有幾所高中學校，但父親為我選擇了華僑中學這一所學校，考慮的是這所學校是一所擁護新中國的進步學校。 02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印尼華僑社會因此也發生了變化，許多華僑社團紛紛“易幟”，站到了擁護新中國的隊伍中。受此影響，社團之下的華文學校也改變了政治立場，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是“紅色”，棉蘭華僑中學則是蘇北地區最為典型的愛國進步學校。 學校的新式教育，讓人們如沐春風，同時，“祖國”的感念深入人心。在這所學校裏，教材是從國內來的，教學流程是國內的，課外的讀物也是國內的，甚至流傳的歌舞也都是國內的。也是到了棉蘭華僑中學後，覺得中國不僅是自己的祖國，也是人生的方向，更是自己的歸宿。 其實，高中還沒畢業，我就對父母提出回國的想法。雖然他們覺得我是家裏的大兒子，理應“輔佐”父母，承擔大哥的責任，但最終還是同意我回國的請求。 也許我想回國的目的與比別人還有些不一樣。畢竟到了高中的這個年紀，更懂得父母要養育11個孩子不易，如果我能回國的話，多少能減輕父母的經濟壓力。哪想到，我的這種想法，不知怎麼地也“傳染”給了妹妹和弟弟們，在我回國後的第二年，二妹妹也回了國。第三年，又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跟着回國。 03 1954年，我終於登上了回國的輪船，離開的那天，父親和母親都到了棉蘭的勿拉灣碼頭送我上船。也許是父母一起為我送行，這讓我感到有點緊張，畢竟這次的“出門”，不是以往從先達到棉蘭的這樣的距離，而是“遠渡重洋”回到自己的祖國。 我們回國比別人早，有着更多的選擇空間，所以一到廣州，我們就集體提出要到北京，而且申請很快得到同意，於是我們一起乘坐火車一路北上，向着首都前進。 當時中國長江上沒有跨江大橋，火車都是靠駁船運抵對岸，當我們到武漢時，正遇上長江發洪水，輪渡被迫停開，我們只好在車上等了幾天，但最終我們還是來到自己嚮往的首都北京。 在北京華僑補習學校，我們只有不到一年的補習時間，所以學習格外的緊張，但我還是擠出時間，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名勝古跡，天安門廣場是我最愛去的地方，因為它已深深地印在了人們心中，尤其是我們這些華僑學生，把它視如神聖，能親眼看到天安門城樓，無疑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每逢國慶等節日，都有很多愛國華僑被邀請到北京參加觀禮活動。期間，還安排僑領與我們僑生座談交流，看到他們就如看到久違的親人，感覺特別親切，重要的是每次這樣的交流活動，都可以有一次不錯的飯局。 04 經過一年的補習，我順利地考上了北京林學院，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了內蒙古林學院當老師。 那時內蒙古林學院剛組建，校址設在內蒙古的札蘭屯。札蘭屯是一個小縣城，說是縣城，不過更像一個人煙稀少的小鎮，就是因為它身處大興安嶺，四處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所以學院就設在這裏。 在見到大興安嶺前，在北京林學院讀書時到過小興安嶺實習，所以對北方的森林並不陌生。但不一樣的是，現在的我已經是一位老師，進入的森林更大，時間更久，尤其冬季這裏非常嚴寒，這對於從小生長在熱帶地區印尼的我來講，更是一種歷練。 當時一起分配到內蒙古林學院的歸僑有3人，但到最後只剩下我一人留下來。到了後來，自己也覺得奇怪，畢竟自己一生都是“書生”，卻能“吃苦耐勞”，這可能源於自己的體質好，也可能源於思想單純。 如果不是後來父母因為印尼排華回國，我就不會提出調動工作到南方與他們團聚請求。因為幾個妹妹都在杭州工作，所以父母回國就到了杭州。那時我也想到杭州，但卻只能到了福建，幸好福建與浙江相鄰，探望父母也算方便。 05 從我第一個回國後，家裏人“分批分期”也都回到了中國，全家人就剩小妹妹一人留在了印尼。至於是什麼原因讓她不想回國，誰也說不清，幸而她經歷過排華浪潮後，能幸福的生活到現在。 2013年，印尼的妹妹“邀請”我到印尼，順便參加“世界先達聯誼會”的活動，於是，我帶着全家回到了印尼。這趟的旅程，對於我來講是一次“重溫”，匆匆的人生，一晃就是59年，但所有的記憶都清晰地留在腦海裏；對於妻子與孩子們，他們也是另一種“重溫”，因為在我們共同的生活中，少不了我給他們講過的印尼故事。 也許這半個多世紀發展速度的不同，在我的眼裏，印尼還像從前一樣；而在妻子和孩子的感覺中，中國的確比印尼更現代化一些。但這些都不影響我們對這裏的熱愛，尤其當我們走在先達獨立街（MEDEKA）時，心裏更是一番感慨，因為這條先達最大的街道，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的生命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轉眼自己就成了84歲的老人，平日家裏就只有我和妻子兩人，安靜的時候，我不時地會回憶自己走過的路程，思緒時而在先達，時而在棉蘭，時而又飛躍到了北京，飛躍到大興安嶺。 人生或許就是這樣，你記着她，誰還記得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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