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 凡夫
每个正常的人，不管出生怎样，无论父母贫或富，总会有个一生中最难忘的童年时光，让他一生缅怀，一世难忘，我也是。我的童年由三岁到十一岁，都在先达市度过：我的幼稚园和小学时代，在中华学校上。
印尼独立不久的先达市，当然没有现在的热闹，人口还少、市容简朴，它还保存许多荷兰殖民地时期的痕迹，晨光戏院还是古老白色的荷兰建筑呢。有许多华人、马达人会说荷兰话。我家所在的女皇街，街上还有戴甲八拉（Kapala荷兰人的头头帽）如绅士般的人行走；路中央的交通指挥高台上，一位警察，一边吹警哨，一边噼噼啪啪地转动他头上的红绿色牌子，不是红的，就是绿的，没有黄。因人稀车少，秩序井然。
由我家到中华学校，必须从后门穿过一片杂乱无章的民居，然后沿着那缓缓而流的小溪，到了三叉巷口，往左通过“大道板廊”就到。中间那条则穿过一排数十家的木板屋，也可抵达中华学校。三叉巷右边那条，巷口那家养有猴子的，是小孩最不敢靠近的无手阿伯家。经过那里，接下的是一片较宽敞的住家区，两株高大、浓荫覆盖的老榕树，耸立路中央，经此就是女皇大街了，有名的“瑞安家私”店就在路口。
我的童年，分坏孩子和好学生的两个极端阶段。前者，因我父母不在身边，没有人管带，也没有可畏可怕的人教导，是我最调皮、最野蛮的童年。后者，父母在身旁，父亲的那把红条家教藤鞭，把我的野性驯服了，从此变成成绩优良的好学生。
1950年，先父应美国丰年园林公司的要求，到离先达百多公里的园丘小镇英佛，开一家专供他们园丘日常用品的店铺，因此把家搬去，我因读书和健康关系，必须留下和叔父一家共住。没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很自然地野了。放学回家，丢下书包，匆匆吃了午餐，就往大道板廊冲去。在那里，我的朋友已等待多时。
那大道板廊，俨然是我的第二个家，除了上学、吃饭、洗澡，就整天在那里玩，玩得泥泞满身。因为，那是个小孩子喜欢玩的地方。它前宽后窄，占地不下千平方米。向东与中华学校隔街对立，是它的大门口，右边和独立街的军营接连，左边与小溪为界，后方，狭窄尖小，是板廊主人的住家区。有株巨大长得如科幻电影《阿凡达》的高大浓密的老榕树，树下是土地公和那督神的家，那是我们最不敢接近的地方，却常有印尼族小孩偷拿那督神的香蕉。板廊中央，宽广非常，是我们活动最多的地方。那里种有六株高耸、垂根及地的大榕树，是板廊架板让客人挑选的天然板架，也是我们钻入藏身捉迷藏的好躲点。除此，大片的晒板场，任我们在有弹性的木板上跳。
板廊的后方，建起几座存放晒干后木板的仓房，那是下雨时玩跳的地方。因有横梁，不知是谁找来一条长索，紧绑在梁上，下方穿入一片板片，便是我们的秋千。每每看到横梁上有洞，知道已有黑蜜蜂住进，就拿支玻璃瓶，将瓶口套上洞口，然后拿个石头敲打梁木，不一会，一只黑黑的大蜜蜂不堪受干扰，坠落瓶子里，成了我们的俘虏。关好瓶盖，到处让人看战绩。或把它尾部的针拔掉，系上一缝衣线，把它放飞，当飞机玩。
在大道板廊里，我们无所不能玩。兵追贼、捉迷藏、抛空罐（丢Kongkong）、打藤段（Patoklele）、打玻璃弹子（Guli）、放风筝、打泊泊竹枪、花蕾水枪、瓶盖飞轮、线轴战车、铁钉步枪……连女生的玩意儿：绣花枕、跳月光舞、跳房格、老鹰抓小鸡……也玩得不亦乐乎。玩死的也玩活的：打架鱼、蜻蜓、蜜蜂、蟋蟀、红蚂蚁……不是抓它们打架，就是把它们当飞机，玩得它们死去才甘愿。
一晃眼，我们都已是几近古稀的老人，童年玩物早已随时空远去。时代的进步、人文的发达，都把它们遗弃无踪，我们的孙子们再也无福领会到我们那个时代的天真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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