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学校被封闭的那些日子
痛心地亲手把心爱的书烧毁
陈唯群
在三小学校的最后一天
1966年3月份的一天早晨，先达（Pematangsiantar）三小学校的学生们有如往常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校园。当年的我们都是刚满十岁的小孩，快要高小毕业的小学生。上课钟未被敲响，有些同学则在校园里玩，部份同学在教室里聊天。我到了学校，把墨砚从书包里拿了出来，放到抽屉里的一边，然后带着已准备好的塑料小药罐到卫生间那里装些水，再到校园与同学们一起玩。
当大家还在玩得兴致勃勃时，忽然从篱笆外跳进了几位蒙面人，他们手里都持着以竹竿制成的长矛（Bambu Runcing），同学们都害怕地跑回各自的教室，然后把门反锁起来。大家心惊肉跳地等待似乎即将发生什么事故。年少无知的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来占领学校的，我们即将面临辍学了。直到老师前来敲门，教室门才被打开。当老师宣布说大家可以回家了，同学们立刻带着书包快步地跑回家，瞬间，学校里一片混乱。我也将墨砚忘了，拿了书包与一些同学们拼命地跑到离学校还有一段路的韩江小学，气喘吁吁地告诉老师要接弟弟一起到外婆家（忘了当时老师是否有答应我把弟弟接走）。然后才慢慢地步行至离学校不远的外婆家……从此告别了三小学校。
学校被封闭后的日子
自从华侨学校被封闭后，我们都辍学了。作为老师的爸爸、妈妈也失业了。有些同学即开始转校，我则在家靠补习继续学习。为了不让我们把华文忘了，每天必须写篇日记成了爸爸给孩子们的新任务。那时候，由于政府对华文的禁锢，爸爸也只得把心爱的书籍烧毁，年幼的小弟以为那是烧冥纸，常问妈妈为何我们天天都祭拜外公；另有些杂志及书本却由我亲手糊成了纸袋，再卖到杂货店。
当年我的家与隔壁伍伯伯（伍焕沾老师）的家成了学生们补习华文的课室。除了帮妈妈做些家务，我常和邻居的小朋友们到屋外玩，边玩边注意有无陌生人的到来。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伍伯伯建议把我们送到印尼学校去就读，辍学两年后，小朋友们又开始了新校园的生活。但他们依然自修华语。
（稿于201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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