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林叔明 一批来自印尼的华侨学生，离开了寄寓的珠江畔兰亭酒店，坐上粤汉铁路的火车。火车开到长江边的武汉，整列火车开上轮渡，横渡长江，上岸后火车开上京汉铁路。 前门火车站 从武汉北上的火车，开到北京前门城区，车行的右侧是城墙，苍老沉厚，默默无言，没有以欢颜笑貌迎接海外归来的儿孙。 先农坛 华侨学生到了北京，三迁才正式入学“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 首先，安顿在先农坛。记得那是圆形建筑，宿舍沿墙内开设，内向开门，可能原是运动员的宿舍，安放两三张两层木床。 一时闲来无事，只好分别坐在各自的铺位上，跟对床、侧床的“同学”玩“碰球”：“嘿！我的一球碰四球，”四球须立即回应，否则受罚唱支歌，或者讲点什么东西，“嘿！我的四球碰二球，”碰的对象要出其不意，没有应碰而受罚。 财经学校 离开先农坛，再迁入财经学校。财经学校在北京什么角落，现在还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师生，也没了解过。不过当时正值暑假，所以可以“收容”华侨学生。 闲来无事，华侨学生在一个四面围墙的大院子里围成一个大圈席地而坐，玩“抓领袖”，“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怎么做，由“领袖”做，做出的形式如何变化，由领袖决定，“抓领袖”的人，由因为抓不到领袖（第一个要由抽签或其他方法产生)的人来抓，要抓到“领袖”并不容易：“领袖”换了容，必须细心观察做的方式是由哪一个人带头的，认不准要受罚，认对了，该“领袖”就成为新的“抓领袖”人。 还有一种玩法：站在圈内的人，要抓背后有石头的人，抓到了就可以由被抓的人上来抓。谁的背后有石头，圈内的人要细心端详围坐的人们。 东堂子胡同 三迁迁入东堂子胡同。 北京城的东堂子胡同，出口对着“红星”影院，补校师生曾在影院里欢迎一位志愿军战士，听这位战斗英雄报告。 “北京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正式挂牌在东堂子胡同内。 补校师生曾经欢迎何香凝主委亲自来校探望。 这两件事，曾经写稿在《苏门答腊民报》发表。此外还发表了介绍补校的教学科目文章。 补校这校址，想必是早年大户人家，有前厅后院，前厅隔成前后两个教室，分甲乙两班上课，后院为女生宿舍（后来似乎移寓演乐胡同），男生住宿大方家胡同。 男生中，有后来荣任中新社社长的符国柱，有后来任职“民报”文员的吕慧珍，有叶贻东的女儿。叶家父女到来，有人代捧一件挡住视线的东西，在窄窄过道拐弯处跌入暖炉地坑，以致昏迷，不知如何“抢救”，只留下了后腰右侧的老伤。而叶家父女，从此“失踪”。 每天早点，可以买到在校门口售卖的黄透透的烤白薯、甜透透的蒸白薯，还有一种忘了什么样什么味的小吃。 中苏友协的免费电影、音乐 补校学生都有一枚中苏友好协会的襟徽；上面是并列的中苏两国国旗。当时，每个礼拜日都有一场中苏友好协会电影晚会。电影放映前，播放苏联音乐、歌曲。电影都是俄语版，不记得有无字幕。先后欣赏《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两部有关列宁的电影。 参加晚会的时间，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免费，免票。最后一次，不知为什么，要先由一个同学前去取票，才能参加，其后不记得为什么从此没有这项活动。 燕京大学 补校三迁入燕京(今之北京大学）。男生住的整座平房宿舍，两人一间，两边各有几间宿舍，中间过道之一侧为管理室，有高年的服务员，负责晚上九点之前响铃，九点熄灯。 与我同室的印尼侨生，普通话有印尼腔，见到来探望我的欣然之后，对我说：“你的女朋友Cantik benar。” 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是春天到来的未名湖畔，桃花怒放满树红，垂柳轻扬绿环湖。大食堂占了一座平房，开饭敲钟为号。课室在另一大楼，没有课桌，一人一张靠背椅，每张靠背椅右靠手的前端放大，以便安放书籍。 不 久，这批学生就分批上东北，远至哈尔滨，近也到沈阳，或学医，或学农机，或上普通高中。我给“民报”写的最后一篇稿就是报导侨生上东北，也从此告别了《苏门答腊民报》。 补校的老师 在东堂子胡同补校教学的老师难忘。语文老师李兆麟，与东北抗日烈士李兆麟将军同名同姓。因为我一篇作文质疑课文《雨来没有死》写日本扫荡之后村庄依旧安全，认为日军不会如此“仁慈”，把这篇作文在教室内张贴。 历史老师忘了姓名，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对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她往往批之为“劳民伤财”。生物老师是一位中年女老师，一堂满板板书一堂课。俄语老师是一位北京女大学生。忘了是哪位老师教的这一句太阳系行星口诀：“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顺口溜，牢记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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