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尚有真情在

       悠悠歲月留惡夢、悲情常伴此生眠。生活就像海上的風浪，時而推向風口浪尖，時而滑落谷底。它上演了無數悲歡離合的生命歷程，殘酷的現實打得人暈頭轉向。歲月不留痕，面對眼前的路，回過頭來的是足跡，既可印證人生，亦可借鑒未來。

          1971年，第一個男兒誕生了。初為人母異常興奮，他是我們生命的延續，是希望的燈。與此同步，艱難的歷程却已悄悄地拉開了序幕，為尋醫，走遍了天涯路。三十年！惡夢醒猶悲的三十年！

         孩子出生第十日，日夜啼哭不止而失聲了，體溫又不正常，只有抱上醫院求醫。從此，不是發燒便是咳嗽，三、五天見一回Machmud醫生，在惶恐與不安中，沒日沒夜的照顧着一個只有張開嘴，却哭不出聲的小生命。含辛茹苦的熬過了兩年，漸漸畸形的雞胸，急促的呼吸，瘦骨如柴。兩周歲時，他才顫悠悠地跨出了坎坷人生的第一步，此刻，作為一個心裏承載着千萬斤愛與悲的母親，興奮拌淚水，分不清喜與憂。

         六歲時，孩子讓星洲來的台灣醫生周坤榮診斷出了鮮為人知的心漏症，並告訴我，現在千辛萬苦把孩子養大，到時候他如果離我而去，我會因更深的母子情而更心痛。心如刀絞，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珍珠，再也說不出一句話……。更殘酷的是，因長期服藥，藥物過量的副作用產生了一種聞所未聞的過敏性紫癜病。皮膚毛細血管壁變薄，極易破裂，造成皮下出血、紅斑點點，若內臟毛細血管破裂則大小便出血。留院幾天，紐西蘭來的主治醫生却因有事回國去。看着病痛中翻滾的孩子，除了痛苦，已完全束手無策。親友們則主張趕緊赴星州求醫，在熱心人士王永輝先生的幫助下，連夜上移民廳長的家辦理護照。

         

          1979年7月15日，夫妻倆抱着痛得卷縮成一團的孩子準備赴星。然而，此去吉兇未卜，心裏沒底，唯有盡人事而聽天命，茫茫然登上了飛機，在親友們的祝福聲中啟程了。

         飛機着陸了，我們木然地望着下機的乘客。一位穿着藍色西裝，打着領帶，手提公文包的先生走了過來，問明我們到星洲的來龍去脈，於是帶我們下飛機，並在機場找了座位讓我們坐下。他喚來了工作人員，為我們辦理護照蓋章，領取行李，叫計程車載我們去住處。我們筋疲力盡，靈魂出竅似的，連基本的禮貌“謝謝”也不會說。事後回憶，這位好心人是否是空中客機的機師？我們衷心的祝福他：一生平安、健康！

          計程車在Tanjung Pagar Blk 1前停下了。按着關懷備至、盡心盡力幫助我們的曹美嬌友事前和香姐約定的，在到達後先和香姐電話聯系，她便親自下樓把我們接上20樓房東處。放下行李，心裏在琢磨：這個人生地不熟，孩子又命懸一線的夜晚該怎麼過？孩子昏昏欲睡時，我們呆坐着，孩子疼醒時，我們的心越絞越痛，可憐天下父母心！

傍晚，菩薩心腸，助人為樂的麥環香姐送來了她親手煮的晚餐。這碗飯凝聚了多少辛酸、多少苦難、多少無奈和無限感激之情，第一回出國的第一個晚餐就是這樣滲和着淚水一口一口咽下去的。

         次日早晨，由香姐陪着到中央醫院就醫，此時，孩子已是大小便都出血，次數也越來越多，體溫逐漸升高，奄奄一息了。凌晨約四點多鐘，寒冷寂靜的病房幾乎可聽見呼吸聲。護士們端來了一盆加了冰塊的水，把孩子的衣服全脫了，兩個護士動手給孩子洗冰水浴，孩子聲嘶力竭地喊：“媽媽！不要！我要死了，媽媽！不要！我要死了！”。           

        我的每根腦神經綳得快斷裂了，孩子淒厲的叫聲讓我搖搖欲墜，唯有手把手靠牆站着。蒼天如何這般殘忍？折磨這僅僅七歲的小生命，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都讓我來承擔吧！

         第二天一早，兒科教授和醫生們到來集體會診，診斷結果是中央醫院的第六十三位紫癜病患者，並有先天性心漏症。跟着下藥輸液，才漸漸退燒，出血也止住了，鬼門關前逛一逛，總算回來了。

        第三日黃昏，從病房後門出去，下了十多級的石梯，經過幽靜的小道，小道上的草顯得枯黃，聊無生氣，己被人們踐踏得抬不起頭，却還是頑強的活着。小草啊小草，這苦難何時是盡頭？正好飛機從上空飛過，我突然想起了家中的另兩個男兒，六歲的小二和一歲多的小三，一股強烈的思念之情湧上心頭，視線模糊了。忽然，一個約莫三、四十歲的男人站在我面前，我懵了，腦海裏閃現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八個字。

        “阿嫂，給點錢我吧！”“我是帶孩子來看病的，醫藥費還是個未知數。”“我一天沒吃飯了，給我吃飯錢吧！”

         一分錢！一分錢難倒英雄漢，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却萬萬不能。觀其外貌，衣着還整齊，面善，其言也善。不假思索的打開錢包，拿了兩元星幣給他，他道聲謝謝離開了。我突然醒悟，四顧無人，部份和我一樣走捷徑的護士們都下班走了，倘若他為我手上的錢包再回頭，我可怎麽辦？三步拼兩步，連走帶跑地闖出醫院後門，站在大道旁捂着心口緩緩氣。回頭望，他沒跟來，唉！人嚇人，嚇死人了。

          為了確定心漏症的位置，漏洞的大小，必須做一次檢測的小手術，由大腿內側穿針進入體內。雖然醫生一再說明只是小手術，而且會盡力做好，但是驚弓之鳥，落葉也驚心。任何一個治療步驟，都讓人提心吊膽，任何一種消炎止痛藥，或許就是過敏原。檢查結果，漏洞在右心室和心房之間，手術的成功率達90%以上，最佳手術期在九、十歲之間，而過敏性紫癜病，於十八歲之後可自愈。

          光陰荏苒，孩子已到了十歲的手術期了，做心臟手術在當年是聞所未聞，少之又少。家中兄弟姐妹擔心我一個人支持不來，由二姐陪同一起赴星。

        手術醫院Tan Tock Seng離城市較遠，我們是外籍人，一切費用都比星洲人貴，住的必須是特等房，但孩子單獨無伴，家屬按醫院規定時間探病，不可留守。只好和其他孩子一起住進大房，但付特等房費用。入院後第二天做手術，主刀醫生C.N.Tan把我叫到辦公室簽字，這千斤重的筆在手中顫抖，無法落筆，無奈用左手按住，畫蛇般畫出了三個字，醫生笑笑點了點頭。

        上午十時，幾位護士來了，我千叮囑萬囑咐，鼓勵孩子不要怕。他很聽話，一切順從護士安排，更衣就序後推去手術室了。我緊張得嘴唇在抖，二姐也直冒冷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不敢想像手術室裏發生的一切，只堅定一個信念，相信醫生！相信科學！

       下午四時左右，四個護士推着車出來了，有拿着吊瓶的，有按壓呼吸器的，跟着推車使勁奔跑，在為生命做着接力，盡快把手術後的病人送入隔絕玻璃房，安裝上呼吸器、心電圖、血壓計等等，總之，一身的裝備像個上太空的太空人。

       手術後第二天，醫生准許我入隔離室探視一會兒，第三天己在玻璃房外，第四天他頸上掛着幾粒水果，像個駝背的老人慢慢在蹓躂，我屏住呼吸，上去拿掉水果，摟着第二次撿回生命的孩子––饒欽洲。

        第五天，我例行公事似的，每天為洲兒說着那永說不完，天方夜譚般的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忽然，發現他足踝上出現幾顆紅點，心如針扎了一下，這是紫癜病的前兆，從手足的關節開始，洲兒又要和病魔作殊死斗争了。此刻，他正拿着量杯倒水給護士看，登記了再喝，

         再拿尿杯尿了讓護士登記，才去冲洗尿杯，看了未免心疼，但是醫生這麽做總有他的道理。正如所料，紅點一天天增多了，最後肚子也疼了，我為他輕輕撫摸，他已不聽故事了。

         黃昏，幾個值夜班的護士在催促家屬們離開。望着孩子胸前那長長的、貼着藥布的傷口，肚臍上兩個插管，也貼着藥布的傷口，這些他都不管了，肚痛得卷縮成一團。“媽！你別回去，我肚子痛怎麽辦啊？媽……”，孩子求助的眼神望着我，本能的緊緊抓住我的手。母親的心在滴血，怎麼忍心掰開孩子的手，又怎麽能移動這鉛鑄般重的雙足呢？慈祥的清潔工阿嫂走過來問清情况後，隨即應允幫我照看孩子。在護士嚴厲的警告聲中我走出了醫院大門。

          離大路還有約一公里遠，無人無車，樹林中唯一的一台廢棄的混凝土攪拌機的機身孤零零地躺在那兒，顯得異常落漠，它見證了人生最悲慘、最痛若、最軟弱無力的真實一面，也詮釋了母親在心靈受重創下內心的掙扎。走到路口，巴士已開走了，只有等下一趟車。回到住處已是九點多，工廠值夜班的職工們上班前買夜宵，跟着他們買了六毛錢的晚餐，有氣無力地回住處。

         漫漫長夜，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八點多鐘，醫院來電話通知，洲兒已轉入中央醫院了。我急忙趕到醫院，孩子已被安頓好了，醫生也作出相應的措施。漸漸地…… 總算控制了病情，肚子不疼了，人也精神了，會笑了。

        這天，我又繼續那說不完的故事。護士興匆匆地抱起孩子衝出病房，原來8月9日正逢星加坡國慶，興高彩烈地放煙花。我們母子也算是有幸跟着慶祝吧！

        “烏雲壓城城欲摧，山雨欲來風滿樓。”陰晦的天氣，增添了幾分不安與壓迫感。安頓好孩子，趁着風雨前回去拿些東西。走出兒科病房，下了十多級石梯，獨自進入小道。護士們一下班一陣風似的全走了。天好黑，風好大，似乎要把身上穿的衣服吹走了。小道盡頭是廣場，過了廣場是醫院的後門，後門旁是太平間，旁邊幾棵大樹被風吹得稀里嘩啦響，東倒西歪。每天來回都走這條路，可今天周遭的意境與氛圍改變了，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停屍房，不由打了個寒噤，雞毛疙瘩爬上身。不見運棺車，也沒見拖屍的阿叔，停屍房門却黑漆漆的開着，心裏趕緊默唸：“鬼大哥，鬼大姐，冤有頭，債有主，我走我的陽關道，你過你的奈何橋，咱們井水不犯河水”。忽然“啷”一聲，門關上了。好個阿叔，把車停在院外，自已却倒回太平間拿東西。我長長舒了口氣，大步走出醫院後門。真是疑心生暗鬼！

         幾天後，醫生認為可以回家了，心裏那份喜悅無可比喻，醫生叮囑了複診的時间，並告知洲兒己患有紫癜症型的腎炎，必須按期複診。這如同五雷轟頂，山崩地裂似的。洲兒剛掙脫病魔的左掌心，立刻又落入右掌，以為從此可以跨進康复之路，却硬生生地被拉回了原先的軌迹。殘酷的現實逼得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是否該接受命運？

回家療養，開始了穿梭時光之道般地往返于中央醫院。如履薄冰似的，專心致志的將母愛注入到孩子的每個生活細節中。我希望用知識的乳汁培育他成長，彌補他人生空白的一面。輟學了一年，又重返校園。隨着身體的逐步康复，年紀的增長，他己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感受到親情和同窗的友情，他充滿了生活的活力，他熱愛體育運動，愛好打羽毛球，這是心臟手術前所嚴禁的，而今醫生允許他参加任何體育活動，興奮激活了洲兒身上的每個細胞，我雖然欣慰，但還潛伏着那難言的隱憂。

         時光在不經意之間過去了四年，洲兒已踏入初中二年級了。由于當年對紫癜型腎炎缺乏認識，他在校運動量的增加（老師不了解情况，還曾叫他參加羽毛球比賽），導致腎功能下降。在眾親友的建議下，决定到廣州南方醫院就醫。

          這回洲兒真的失學了，留在家中養病，他自閉，大門不出一步，也不與同學來往，彷彿心裏糾結着親情、友情的那盞燈即將油盡燈枯。望着他孤獨的背影，無奈與迷惘的眼神，我的心被內疚與自責嘴啃着。

         從此，又往返於南方醫院。他曾單獨在南方醫院呆上三個月留醫觀察，我則在家中牽腸掛肚。我也曾撇下他兩個弟弟，放下一切工作陪他在醫院過春節。耗盡了心血，絞盡了腦汁應付着治療上、工作上所面臨的一切。足以安慰的是，他己慢慢在改變人生的軌迹，在編織着另一張人際關係網，一面醫病，一面心甘情願的幫他的父親搞生意。我鼓勵他，支持他，讓他培養自信心、責任心，感覺是家中不可缺少的一員，是家中的一股動力，決不是累贅。

         在生意的經營上，洲兒還可獨擋一面，和一些商場老將較量時，能經得起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終於打開局面，做起了小小的牛奶粉批發。隨着時間的推移，始終無法逃脫腎衰竭的厄運。醫生叫我去辦公室，出示了化驗報告。王主任說：“已是腎衰竭晚期了，唯一能挽救生命的就是血液透析或作腎臟移植。”，看着那一張張的化驗單，似乎成了薄薄的刀片，一刀一刀削着血淋淋的心。

       “運交華蓋欲何求？”擦乾了淚水，整理好思緒，入病房坐到孩子身邊，破例地撫摸着這已是廿六歲的男兒，慢慢地告訴他病情，他皺起了眉頭，“我們怎麼有那麼多錢做腎臟移植手術呢？”，“你現在不用考慮這些，天無絕人之路，媽會找自已的兄弟姐妹和叔叔們商量，血濃於水，俗語說：「兄弟同心，其力斷金」，你只要好好配合醫生做手術前的一切準備工作，錢會由小姨媽帶過來。”他默默地望着天花板。

         一個月後，手術是順利完成了，效果沒有預期的好。自此，每天必服抗排斥藥。療養了一段時間，他慢慢地又投入商場。

        之後，又設法買店屋開店做生意。在他努力經營下，小小的牛奶粉批發生意做得有聲有色。我一直是嚴禁他做體力活，只限于動筆和動腦筋。

         正如醫生預測的，僅維持四年多，移植的腎功能下降。這回複診，我沒陪洲兒去，留在家中教那三十多位學生。洲兒已是大人了，讓他自已走一趟，這一錯誤的決定，成了洲兒生命的轉折點。不知是哪位缺德的醫生，沒有考慮後果，冒然做穿刺，將一根長針穿透肚皮直插入移植的腎臟。原本新移植的腎百般呵護都來不及，而腎移植病號最忌諱的是感染，請問，你面對這麼一個朝不保夕，沒有家屬陪伴的病人，你於心何忍？何謂“醫者父母心”？

         洲兒痛得心跳加劇，以致全身顫抖，病牀也跟着抖動。血壓一直下降，已不能吃不能喝，經搶救，才暫且保住了生命。事後，我才接到在醫院工作的一位同鄉打電話告知香港的妹妹轉告洲兒病危的消息，整個家族頓時一團慌亂。香港的妹妹隨即放棄工作，趕進廣州南方醫院去照顧，我則通知棉蘭的高五組主席陳保成同學，他胸懷大愛，無論班裏哪個同學有難，他總是及時出手相助，正如他自已所說：“我最愛高五組”。通知他後，第二天他趕往機場，親自為我辦理由棉蘭到檳城轉吉隆坡入廣州的機票。因為買的是臨時票位，所以在檳城也好不容易才争得飛往吉隆坡班最後一個座位。下了飛機，才知飛廣州的班機馬上就要起飛。我是類風濕患者，下飛機總是“不耻最後”，行李是上了機，機場內駕小電車的工作人員載着我飛奔趕至出關口，飛機剛關門，關卡的工作人員百般要求也無濟于事，看着飛機起飛了，我牽掛着兒子的安危，失聲痛哭了。

        我被安排住進機場隔壁的五星級酒店，即刻打電話通知廣州。一個十八、九歲的機場員工陪着，送水送飯送睡衣。我是呆若木雞，不言不語，不吃不喝，只聽這小伙子一直在安慰，最後竟聊起他自己，小小年紀就失學了，靠微薄的工資幫父親養活一家。我把晚餐讓給他吃，第二天臨走時還給了他小費。

        飛機由吉隆坡飛經泰國轉機人廣州。我心急如焚的等了三個小時，在辦理護照蓋章時，兩個泰國小姐探頭探腦相視而笑。我沒心思理會，笑我丑、笑我傻都無所謂。之後才發現機票上稱呼我Mr，就這樣不男不女地闖過了一關又一關。

        夕陽下的南方醫院金碧輝煌，燈光閃爍。我無心欣賞它的宏偉壯麗，好些生命在此死而復生，另一些生命却在此悄然離去，就在腦海深處仍蒙着一層陰暗與悲凉。

         我迫不及待地闖入病房，撲到骨瘦如柴，第三次撿回生命的孩子身上，是喜？是憂？是翻倒了五味瓶？我感覺到牀在激烈的抖動，是孩子的心跳在震動。孩子告訴我，初穿刺時比這還更大的震動，我抓住孩子的手，心機已和孩子的心同鳴共震了。苦難的孩子，你是怎麽熬過這苦中苦，你又是甚麽心態喝下這一杯又一杯的苦水。

         洲兒又開始作血液透析了。透析費、住宿費、醫藥費等像雪片一樣飛來。正如一位腎移植男孩的母親所說：“腎病腎病，既花錢又丟命。”我整理了賬單，却因類風濕復發，血色素降至正常值的一半而視力模糊，所以由孩子自已清點賬單，他也被這天文數字驚呆了，果斷地說：“媽，回去吧！在印尼也可以作透析”。

      

         回到家，情况也不穩定，當時，正逢抽調華文老師到廣州暨大作漢語培訓，在棉蘭開會時遇見了鵝城公會的理事周金旺老師，談起了孩子的病，他建議到檳城看一位有經驗的腎專科醫生。我放棄了培訓的機會，帶孩子看病，善良的周老師赴檳城時還刻意到病房來探視，可惜他已與世長辭了。

        到檳城，例行公事似的又開始了一系列的檢查，為了方便，我住到病房科對面的一列家屬住房。把外套和保温杯都放在房間，然後到醫院的素食餐廳用餐，回到房間，水杯和外套都不見了。聽別的病人家屬說，這位與我素未謀面，約莫四十歲的未婚同室女房客告訴保安，說是看到一位男人從她房間窗户竄出去了，留下了外套與水杯。我啼笑皆非，只好去見保安，保安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哪來的“老女飛賊”？家屬住房負責人到來後才冰釋前嫌，我也拿回了外套和保温杯。

         是夜，忽覺有動靜，原來是孩子在為我蓋被，我百感交集，這是他第一次為我蓋被，也許也是最後一次，我多麽渴望洲兒以後會永遠為我蓋被，直到我終老。

         原來，與洲兒同病房有個大叔去世了，另一位阿叔因害怕也叫孩子接走了，剩下洲兒一個人，害怕得不能入睡，便找我來了。於是在我旁邊的空牀位睡下了。母親總是先孩子之憂而憂，後孩子之樂而樂。母親是孩子的保護傘，我願意一生都撑着這把傘。

        經過一個星期的檢查，治療也無功而返，情况一點也不樂觀，只好回印尼再做血液透析。透析期間，由於造血系統功能也隨之下降，每隔一段時間必須輸血，多虧一向以來總是關心，一向助人為樂的小曹、小楊夫婦幫助聯絡章先生和章女士兩姐妹、歐陽先生以及一些熱心人士，幫助尋找血源。這些熱心的朋友們雖然未能一一在錄，你們助人為樂的善舉，却日月可鑒。

         為了方便透析和減少一些皮肉之苦，醫生做了血管的結扎手術（做瘻），刀口却無法愈合，像嘴唇一樣外翻。一天，突然冒出了好多血，立刻下棉蘭找手術醫生，換了藥，又透析，並留院了。倔強的、已是氣息奄奄的洲兒，為了不讓我擔心，始終不哼一聲。我不想增加孩子的壓力，也盡量掩蓋他病情嚴重的事實。第二天清早，洲兒已昏迷了，娘告訴我，半夜裏他一直望着我。好似亂箭穿胸，娘啊！你當時怎麼不叫醒我？孩子肯定有話說。

        “洲啊洲，你為何不睜開眼睛，媽還有千言萬語要對你說！”，2001年1月31日晚九時，洲兒呼出了最後一口氣。“洲啊！洲啊！以後媽媽再也沒有機會叫你了，洲……”我失去了知覺。我墜入無限的悲痛與哀思中。

        洲兒文化程度不高，但膽色過人，他頑強、勇敢地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挑衅，一生在與病魔惡斗中永不言敗。他不曾掉過一滴淚，他是人生的羸家，不是失敗者。生命的價值不在時間的長短，短短的三十年，他活得有價值，只是過程之殘酷難於置信，終究帶着壯志未酬的遺憾，撒手而去了。

        死者悠悠去，生者痛斷腸。工作，只有工作能治療心靈與精神上的創傷。繁忙的蜜蜂，沒有悲哀的時間。孩子逝世兩個星期，我毅然拿起教鞭，繼續給家教學生上華文課了。

         由於悲痛和過度的疲勞，類風濕全面發作了，脚腫了，膝關節晚上抽痛得難以入眠，全身發冷發熱，加上已長時間沒有藥吃，完全處於活動期，我又踏上了尋醫的征途。一片感激之情，衷心祝福曾經幫助過我們的親友們，好人一生平安、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