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 黄振坤 近年，住先达任中文教师的从侄女黄素吟编了一份用中印两种文字书写的《家谱》。这是她受其母亲陈进妹（1904年生于中国，1929年去日里）所嘱：要她收集、整理本族该系在先达、三板头、棉兰、丁宜、马达山、亚沙汉、井里汶、亚齐、北干峇鲁、泗水、雅加达等地及国内（包括港、澳、台）所有亲属的资料：姓名、性别、祖籍、辈序（或那一代，族号）、出生时间、地点、婚姻状况、地址、电话号码、先人终年时间、墓地等汇编成“谱”，她用3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手编工作，“抢救”出一批历史资料。 黄素吟在先达修的“家谱”给我很大启示，这是密切海内外关系的重要举措。于是，我和1960年回国现执教于云南昆明财经学院的从侄黄益智一起以“先达谱”为基础，扩编为我们（和素吟等）共同先祖，即我的曾祖父为一世的《家谱》。通过这次内外联合修谱，使国内外亲人进一步了解我族的历史和现居各地的状况。 我们是华侨世家，我的曾祖父以农为生，有4个儿子。从清同治4年（1865年开始先后有3位祖父辈被“卖猪仔”到荷属东印度日里州（今苏北省属）种烟。其中老二伯黄亚中同治11年（1872）回国探亲后返侨居地失踪，可能旅途遇难，其余两兄弟于光绪年间再安排子、侄辈前往。那时，都是青年单身到日里打几年工，挣些钱回家结婚，然后每隔两、三年回乡探亲一次。到光绪25年（1899）才有第二代携眷前往，在那里繁衍生息，光绪27年（1901）开始诞生第三代。 20世纪30年代初，抗日战争前夕国内又增加第三、四代前往，与先期到达的亲属于棉兰、先达、三板头以经商为主，故乡亲属也以侨汇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多成小康之家。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地音讯中断近5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从1946年起双方来往更多，来的多是青少年回国读书，住的主要是弟去换兄回乡与亲属团聚，这两种人后来多数回原住地。但从1955年当地排华开始，青年们便分批回国升学、就业并定居下来，成为归国华侨的共24人（其中印尼出生的22人），计男11人，女13人，现分别在广东、福建、云南、重庆、香港、台湾等。 1965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地处于长期隔绝状态，好多人对故乡逐渐淡忘了，新的一代更是一无所知，有的只知祖籍叫潮州普宁，具体乡村和亲属名字都不了解，处于“双头不知日月”的局面，形成30多年的“断层期”。直到上世纪末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才解脱出来。经历过这些大挫折、大动荡，共同的愿望是愿这种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普遍（尤其年老一代）希望今后能加强联系，增进亲谊，不致忘恩负义，数典忘祖。陈进妹要女儿编写“家谱”就是一例，反映广大华人心声。 于是，我们着手采编，并利用多次探亲机会，反复修改、补充，于2006年汇编成两国各地亲属共同的《义典黄公家谱》共23000多字，收集自清代嘉庆年（1805）义典公出生以来200年8代479人的资料。立谱共118户，计男嗣58户（其中印尼35户，国内23户），女性婚出60户（说明：每户只计夫妻2人，其儿女不计入人数）。“家谱”编成后，派送印尼和国内各户，每户不少于1份，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密切关系和便于后代寻根访祖的作用，受到广泛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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