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周刊》主要负责人张泰泉

 

张泰泉是名不见经传的文人，有其传奇的一生。他原名张大永，1934年出生在苏北美丽的小山城先达（PEMATANG　SIANTA），父亲张建源，于 1899年生于广东梅县，由于家穷，13岁就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先是在新加坡落脚，后转到苏北先达，与他的父亲，即泰泉的祖父团聚，靠着吃苦耐劳，努力拼搏，使他在先达站稳了脚跟，在1920年代已在先达拥有 3间洋杂货店，随即与出生在亚齐的客家姑娘梁欢妹缔结连理，养儿育女，先后生育了8位子女，张泰泉是老三，他上有一位姐姐和一位哥哥，下有4位弟弟和一个妹妹，男孩中他是老二，因此兄弟姐妹中都称他为“二哥”或“老二”。6位男儿中，父亲都以“大”字辈取名，叫大有、大永、大荣、大松、大淼、大江。

　　后来到马来西亚遇到同乡，才知应以“泰”取名，才把“大”字改为泰。张泰泉则索性把“大永”改为“泰泉”，从 1948年后就以张泰泉见诸学校师友的名册上。

　　

先达在苏北有“小延安”英名，因抗日时期及其后期有王任叔等革命先驱在先达活动，留下许多战斗故事和革命歌曲风靡全市，因此从小学到战后，张泰泉就在《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歌八百壮士》和《长城谣》等激昂歌曲声中长大，让他爱上了这些激昂慷慨的歌曲。他们一家都成了“红屁股”孩子，除他的哥哥病故外，他的姐弟妹后来都先后回去中国学习和参加工作，只有留下泰泉和堂弟在海外从事进步事业。

 

1947年中，由于荷兰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轰炸苏北先达等地，印尼军队被打败，到处一片悲惨情景。因此，张泰泉的父亲亲自带着13岁的泰泉和12岁的三弟到马来亚怡保投靠堂兄弟，安排在怡保读小学，1948年末才转到新加坡读书，从1949年初到 1953年 8月进入新加坡最著名的华侨中学读到初中三，在那里张泰泉受到反抗英殖和争取独立运动的影响，加上母亲从印尼不断送来新中国各种革命书籍的灌输，给他大为鼓舞，决心参与进步活动。因此，在 1953年中，他在母亲的引导下，从新加坡回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先是从事水客工作，在老师余柱业协助下，直接负责编辑《觉醒周刊》，并为其发展奔波筹划，为印华进步刊物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根据张泰泉说明，“《觉醒周刊》初办时，是在原萧玉灿拥有的“统一印刷馆”印刷，那时排字、做版技术落后，是通过手民（即排字工人）一个又一个字从字盘里捡出来的，然后做成一个又一个版面，可是到了要倂成 16版一起上车付印时，全都是由印尼工人操作，糟糕的是，由于他们又不识中文，因此在倂版付印过程中，有字粒掉落，或一整行字弄乱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按原文排好，这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在这种情况下，《觉醒周刊》的印刷质量非常差，错漏特别多，加上《觉醒》的发行工作从属于《星期日信息报》的发行部，他们跟讲华语的华人社会脱节，因此，《觉醒周刊》发行量在 1954年初，名义上是1000份，实际销量不过数百，财政上亏空很大”。当时《觉醒周刊》的一切费用都是由萧玉灿的《星期日信息报》承担，萧先生本人担心如长期亏损，恐怕会连累《星期日信息报》的生存发展，便有意把《觉醒周刊》停办，他直接找张泰泉征求意见。张泰泉认为，《觉醒周刊》这类刊物，符合当地华人社会需要，在印尼实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便直接建议，要求萧玉灿给他一个月时间回苏北棉兰和先达一趟，向当地华社热心人士筹集资金协助，支持《觉醒周刊》继续出版。

 

临行前，张泰泉到中国大使馆拜会司马文森文化参赞，征求意见，司马参赞完全支持张的想法。

司马文森参赞充份肯定《觉醒周刊》在发展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促进印中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他非常重视《觉醒》这份刊物，他表明自己也是《觉醒》的忠实读者。

张泰泉的苏北之行获得满载而归，从此《觉醒周刊》有了“养命钱”，不必再向《星期日信息报》要钱，成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刊物，加上 1955年后，增加了不少记者和助理，“人丁兴旺”，编辑部和发行部初具规模，排字和印刷条件逐步改善，内容越来越丰富，印量一期比一期增加，发行范围最后遍及千岛之国各大城市和国外市场，包括中国、新马、香港、越南、朝鲜、德国、荷兰、澳洲和美国。 （二）

雅信  (国际日报20110114期 >> 第A7版:印华论坛/副刊)

20世纪50年代，首都椰加达出版的《觉醒周刊》曾闻名印尼国内外，发行量高达五万份以上，对印尼华人提高政治认识和议政觉悟起了重大的影响，在我国华文杂志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不论是印尼文或华文的周刊，每星期要发行五万份仍旧是凤毛麟角，非常不容易。因此，《觉醒周刊》的成功和普及，在我国的华文报刊发展史上可算是一项奇迹。

《觉醒周刊》的创办人和社长是著名华人政治家萧玉灿（1914-1981）。1950年初，萧玉灿以国会议员身份迁到雅加达居住，除在新国会活动外，他积极投入出版报刊事业，致力利用印尼文报传达进步政党社团和华人的声音。当时，恰好黄长水的原《洪报》印刷馆有意转手，经与萧玉灿洽商后，乐意以较便宜价格出售给萧先生，其条件是萧玉灿应设法出版一份日报和周刊来同杨明月的《竞报》和《明星周刊》开展竞争，设法打击杨明月集团。（因黄长水与杨明月有个人宿怨）。萧玉灿找到草埔华商支持，成立《统一印刷馆》买下黄长水的企业，并于1950年1月立即出版一份名为《星期日信息》的印尼文周刊（SANDAY　CONRI-ER）来同《明星周刊》竞争。

该新周刊以印尼文刊登中国的讯息和经济发展，萧玉灿本人则每期撰写印尼政治经济的分析文章，他还设立一个《国会缤纷》栏目，每周专门报导当时印尼国会的动态和辩论议题，由于内容丰富，其发行量蒸蒸日上。1951年7月，萧玉灿决定出版一份面向主流社会的报纸，取名《人民日报》，以日报形式在全国发行，当时，该日报由萧玉灿自任社长和总编，其助理有一位是印共要员约多（NJOTO），其他职员多为《星期日讯息》周刊的记者兼职。《人民日报》开始是与印共无关连，但由于经营业绩不好，每月须找资金补助，而印共为扩张势力，需要一份报纸当为宣传号角，因此萧玉灿于1953年8月就向约多建议，把《人民日报》和印刷馆卖给印共，由印共自己派人经营，结果一拍即合，1953年10月31日起，《人民日报》成为印共机关报，萧玉灿自此脱离《人民日报》及与印共的直接关系。

萧玉灿从办印尼文周刊开始，一直有意出版一份华文周刊，以加强华人的政治认识，但他自己未精通中文无法开办。1953年中，他遇到在《印尼经济》刊物当翻译的苏北进步人士余柱业，两人谈起合作开办华文周刊的事项，立即一拍即合，因此萧玉灿在出售统一印刷馆给印共后，快速成立“觉醒文化基金会”，出版发行《觉醒周刊》，萧自己出任社长，总编由当时担当《星期日信息》周刊的武侠小说翻译家吴孝义挂名，而实际编辑由余柱业及其成员负责。当时，余柱业自己写评论，邀请他的朋友写分析或特写，吴孝义负责翻译萧玉灿用印尼文写的“国会缤纷”与“读者谈心”和“社会内幕”等文章，而余柱业夫人曾爱善老师则帮忙校对，就此在 1953年底正式出版《觉醒周刊》。

余柱业有自己的事业，他经常来往于雅加达和棉兰，因此不可能全职负责《觉醒周刊》编辑工作，因此，1954年起他拉进了一位比他年轻16年的先达青年张泰泉来协助编辑工作，此后整6年时间，《觉醒周刊》从幼小到壮大发展，基本上主要负责人是张泰泉在主持，张也成了《觉醒周刊》的一面旗手。“整个刊物的工作，从编辑，改稿、校对以致付印、出版，差不多是张个人”“一脚踢”。当时，每逢星期五，张泰泉都要从白天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亲眼看着刊物上车付印、出版之后，他才带着疲惫的身体，骑着脚车回家睡觉。如此6年如一日，为《觉醒周刊》献出许多血汗。

（上）雅信 (印尼国际日报20110113期第A7版印华论坛/副刊)

 

《觉醒周刊》立场鲜明，言论切中时弊，在全力支持苏加诺总统的反帝反殖内外政策的同时，及时报导和大力宣传萧玉灿鼓励所有华人团结起来，融入印尼主流社会，积极参加印尼人民维护真正的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设以及争取华人作为印尼民族一份子应得的正当权益的斗争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和建议。因此，《觉醒周刊》对全印尼各地的读者，不仅成了他们了解印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情况和形势发展的必读刊物，甚至成了他们工作和行动的指南。到后来，《觉醒》受欢迎的程度，就如一位报童所形容“MINGGUAN　SADAR　LAKUN-YA　SEPERTI　PISANG　GORENG”（《觉醒周刊》销路像炸香蕉那么红红火火）。

　　

《觉醒周刊》当时人才济济，有许多写政论或专稿的高手，根据张泰泉在2007年写的回忆录说明，其中有两位重要编辑部成员应特别志录，一位是在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的原上海书局老板陈岳书的儿子陈蒙洲，他因搞学生运动被英殖民当局通缉，避居到先达和棉兰当华校教师，后在1955年到雅加达设立贸易公司，同时协助张泰泉编《觉醒周刊》工作，他经常为周刊写“专论”，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分析时事，受到好评。当时椰城华中学校老师对《觉醒》的评价很高，说《觉醒》的专论和文章都是出自大学生或学者手笔。陈蒙洲的贸易公司经常在财政上援助《觉醒》及其工作人员，对《觉醒周刊》及后来的图书事业作出重要奉献。

　　

　　另一位在《觉醒周刊》协助工作的“名人”是砂劳越解放同盟的创办人之一张荣任先生。1950年到1952年间，张荣任、文铭权等都是砂拉越华侨青年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活跃人物，张荣任和文铭权分别在古晋中学和美里中华公学教书，以老师的身份在师生中传播进步思想。1952年底，张荣任取道新加坡回中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意外碰到“马来亚抗英同盟”的友人，他们劝说他放弃“回中国”的念头，留在新加坡和砂劳越，加入抗英同盟活动，并继续领导砂劳越的革命运动。1953年7月，张荣任将成立《砂劳越解放同盟》宣言和章程等相关文件寄给文铭权，并宣布正式成立砂盟，成立砂盟的宗旨在于团结砂劳越人民，开展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砂劳越人民民主国家。

　　当时，张荣任在新加坡的活动开始暴露，成为英国政府追捕的对象，就计划潜回古晋，部署和领导砂盟的工作。因此，他通过关系，由张泰泉的母亲经过海运关系，安排张荣任到椰加达，然后于 1954年初经加里曼丹潜回古晋，在砂劳越与文铭权一起秘密工作几个月后，他一直处在紧张生活的境况中，因此1954年10月，张荣任决定离开砂劳越回到印尼，从此与砂盟中断关系。张荣任到椰城再度找张泰泉安排一份工作，刚好《觉醒周刊》需要人手，张泰泉就安排他进入编辑部工作，负责翻译苏联英文周刊《新时代》发表的有关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事件的评论文章，有时也写写社论。1956年亚非学生会议在万隆举行，张泰泉也曾派他作为《觉醒》记者前去采访，工作表现不错。不料，有一次，派他和一位同事到东爪哇出差，在火车上跟对面座位的一个洋婆，用英语攀谈起来，谁知他俩越谈越起劲，最后谈到上床同居的境地。此后，张荣任不好意思，自己离开《觉醒》，或是洋婆给他找到更好的职业。据悉，后来他到巨港教书，凭着他的口才、学识和英语，博得一位千金小姐的学生爱慕，成了当地富商的“乘龙快婿”，据说他后来从商有成，于1988年在椰城逝世。但无论如何，他为《觉醒周刊》做出的奉献是不容抹杀的。

　　

《觉醒周刊》出版了6年，从1954年1月到1959年12月 31日，总共出版了 312期，最后其出版准字被当局强制撤销，勒令停刊。其理由是周刊刊登 1948年茉莉芬事件同政府当局的说法大为不同，违背政府政策。

　　觉醒出版文化图书

　　《觉醒周刊》被停刊后，还有数十位职工，张泰泉和萧玉灿决定一个也不裁员，成立新基金会继续经营文化图书事业。大家集中力量搞出版和发行工作，在很短时间内，《觉醒》出版的图书，特别是连环画，不仅种类越来越多，发行量也越来越大，每次印刷都在一万册或更多，真正是红红火火，当时，为出版图书要向政府申请纸张，但经常不能满足需求，结果靠着张泰泉与前上海书局老板的儿子陈蒙洲有密切的朋友关系，由蒙洲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进口大量纸张供应，为《觉醒》的图书出版发展作出大力的协助。

　　

         张泰泉个人和萧玉灿关系也非常密切，萧先生比他大 20岁，但两人以兄弟相待，对张泰泉一批人都十分信任，绝不倚老卖老。张称萧先生为“Engkoh　Xiao”（萧兄），萧也称张为“Engkoh　Chang”（张兄），两人合作默契，肝胆相照。要不是1965.9.30事变，他们二人在“觉醒基金会”的文化事业，必然将有更辉煌的发展。

　　

         有位伟大的母亲

　　有必要补充说明，张泰泉学业和事业的顺利，同他有一对开明进步的父母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他的母亲梁欢妹，是一位伟大勇敢的女性，从1948年到1960年代，她代替丈夫掌起船运水客工作，有一艘货船在棉兰、新加坡、雅加达之间川行，运货载人，服务华人大众。她经常在航运中协助有困难的华人同胞，特别是在苏北被荷兰当局追捕的华族进步人士或在新马被英殖通缉的学运工运领袖，帮忙他们转到平安的地方，经常还协助他们处理好文件，生活起居或医疗治病，其中包括陈蒙洲和张荣任，受到异口同声的赞扬和肯定，但她始终低调为人，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因此大家都对她万分尊敬。泰泉父母亲在1966年后回到中国家乡居住，1972年张父不幸在原籍逝世，享寿73岁。张母梁欢妹在七十年代带领儿女申请到香港生活，幸亏陈蒙洲知道后，将他在港的一间公寓无私借出供居住，才慢慢在香港稳定下来。1990年，梁欢妹在港仙逝，遗嘱希望将遗体运回家乡与张父葬在一起，为他们在海外奋斗一生写下句号。张泰泉在办完母亲后事后，曾在香港工作，后举家在深圳居住，晚年贻孙养老，写写回忆录，回思过去奋斗经历，总结经验教训，希望后代不要再走冤枉路。（三 —完）

     

         （上述文章可通过http://www.siantarpeopple.org/ 或直接上印尼国际日报网站http://www.guojiribao.com/shtmll阅读，可看到珍贵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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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A7 版:印华论坛/副刊】
 
（其实，文章里还有一张老总在合艾接见我们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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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说明，文章里有些过誉之词，这是作者代表印尼华社的朋友对觉醒的厚爱，请大家把它当作一份参考资料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