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手记： 顷接谦宇老师来电说，妙珍已于6月30日辞世。虽因妙珍多年卧病在床，早有思想准备，但噩耗传来，还是令我十分震惊和悲痛。 7月3日已办完丧事。在悲痛的日子里，不便约请谦宇老师写悼念文章，现将燕妮撰写的充满感情的文章《不平凡的妈妈》发表如下，以寄托先达乡亲对妙珍深深的哀思。 不平凡的妈妈 深圳 燕妮 2010年7月3日，星期六下午，妈妈摔倒后送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梗，至此她一直就躺在病床上，没能再次站起来。 妈妈平时是个不太让人操心的人，身体一直很好，只是有些皮肤过敏之类的小毛病。她能歌善舞，年轻的时候简直就是个运动健将，游泳和跳水都超出了一般的业余水平，在湖南，每年夏天，她都到湘江去游泳，每次都要来回横渡湘江几次，迎风逐浪，胜似闲庭信步；在北京中央党校时，夏日清晨，她在青龙桥运河边栏杆上跳水的倩影，成为来往行人驻足观看的一道靓丽风景；在50岁以后，她还获得过北京市游泳比赛老年组的蛙泳冠军。 一直到77岁，妈妈才被发现心脏房颤，这导致了她在80岁时突发脑血栓，医生考虑到她的年龄，采取了保守的治疗方法，没有给她及时通血管，使她从此卧床不起。对这一点我一直心存芥蒂，总是觉得，医生往往都是从大部分人的情况出发，而每个个体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当时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法，以妈妈一个运动员的体质和从小就铸造就的坚强斗志，也许能够顶过难关，不致于使她最后的生活失去质量。但是，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我毕竟是外行。 妈妈黄妙珍出生在印尼苏岛先达。她的兄弟姐妹一共八人，她排行老五。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她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华侨家庭，父亲早年从广东汕头下南洋，经过多年的创业打拼，靠自己的双手，在先达的巴刹摆摊卖猪肉养活一家人。他虽然识字不多，思想却十分开明，支持儿女们参加社会活动，竭尽全力培养子女，让子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三个男孩子都被他送回中国去受教育。三哥黄文泉，在国内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日占印尼时参加当地反法西斯同盟；大姐黄妙贤，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员，先达妇女运动的领头人。 大姐对妈妈的管教十分严格，使妈妈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个性。从懂事起，她就帮助家里干活，在自己的院子里种木薯和各种蔬菜，照顾弟弟妹妹，里里外外一把手。妈妈这一辈人生长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从懂事起就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1942年3月，日军陆续占领印尼。1943年9月20日，苏岛北部的日军发动大检举，对抗日志士进行大逮捕。由于叛徒的出卖，苏北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领导苏北抗日的巴人（王任叔）和他的妻子刘岩（雷德容），在当地华侨青年的掩护下，在棉兰躲过日寇的追捕，逃到了先达，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巴人和刘岩都不会讲当地印尼话，也不会讲福建话和福州话，在苏北流亡语言不通，十分危险。当时只有13岁的妈妈，在她的三哥黄文泉的策划下，担负起掩护和陪伴巴人和刘岩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斗争。 妈妈跟随刘岩，在先达附近的山村四处躲藏，落脚地点多次变更，先是在蒂加笃罗，随后又转移到丹那爪哇，妈妈打点联络，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在巴人的眼里，妈妈还是个孩子，却出落得极为活泼和大胆，巴人先生多次表扬妈妈，说她勇敢、健康、美丽，并称她：“女子而丈夫者也”。而在此期间，刘岩给妈妈讲了自己走出家庭的经历，妇女要解放的道理。这使年仅13岁的妈妈，在思想上得到了启蒙，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并且拓展了视野。刘岩鼓励妈妈，一定要争取回中国读书。 当时，印尼华侨社会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女孩子要离开家庭回国读书并不是很容易，加上妈妈的家庭经济也不是很好，回国读书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正是因为有巴人和刘岩在妈妈少年时播下的思想启蒙的种子，使她一直勇敢地追求自己的道路。 日本投降后，组织上安排妈妈到学校去教书，组织成立妇女联合会，参加青年合唱团，短短几年时间，妈妈从一个不甚懂事的小姑娘，成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1946年，妈妈在先达中华学校教书时认识了我的父亲，两人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相约一定要争取回国读书，1948年初，妈妈的父亲过世刚满7天，她投身印尼革命的三哥哥被荷兰当局追捕，随印尼游击队撤退。在此之前，巴人和刘岩被荷兰当局驱逐出境。这时，未满18岁的妈妈，在征得她的母亲和大姐黄妙贤的同意后，脱下丧服，毅然同我的父亲一起登轮回国，跟随巴人的足迹，到香港达德学院读书，从此踏上了一条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 在香港达德学院读书期间，妈妈有幸做过中国最著名的教授曾昭抡、沈志远、邓初民、章伯钧、侯外庐、千家驹、锺敬文、黄药眠、胡绳、翦伯赞……的学生，初次离开家庭步入社会的妈妈，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学经济学，学英文、学历史……努力培养各方面的能力，以报效祖国。她最喜爱的科目是英文，两个学期，跟随曾昭抡先生读完两本英文小说，缩写本的《格列弗游记》和《基督山恩仇记》。 1949年2月22日达德学院被香港政府封闭，妈妈被迫中断了学业。当时地下党决定让父亲一个人北上解放区，没有妈妈的名额。作为妈妈的恋人的父亲，对这一决定颇为踟蹰，妈妈在香港举目无亲，又怎能放心让她一个人留下？究竟是服从组织决定北上，还是陪妈妈留在香港，激烈的思想斗争让父亲陷入绝望的困境。当妈妈得知这个消息时，却没有丝毫犹豫和苦恼，她勇敢地对父亲说，这正好可以培养自己的独立作战能力。父亲没有钱买北上的船票，还是妈妈先拿出钱来给父亲垫上。后来回忆往事，父亲描述了当时他心中的困扰，他说，在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还是妈妈给了他坚强不屈往前走的力量。 父亲离开后，妈妈独自在香港补习英文，为以后的工作打基础。几个月后，她又只身北上到解放区与父亲会合，勇敢地投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离开香港时，妈妈专门到跑马地刘岩的墓前，向刘岩告别。刘岩于1948年5月因病在香港去世。 1949年10月1日，妈妈和父亲一起，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此之前，她服从组织需要，放弃了读大学学外语的志愿，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青年训练班。离开青训班后，她南下粤东参加土改。1952年又调回北京参与筹建北京华侨补校。后来她跟随父亲去重庆，回北京，到湖南，去广州，以后又再次回北京……她与父亲一起，走过大半个中国，经历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最后，在1985年，她再次跟随父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加入建设特区的开荒牛行列。 妈妈的一生波澜起伏、充满刺激，她毅然接受生活和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挑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总是尽能力，生活得积极而有质量。她对朋友热情直爽，对工作勤恳努力，从不阿谀奉承。她率性而简单快乐，单纯而坚毅的性格，无形中深深地感染了家人，让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难关。 在湖南工作期间，她对待工作勤勤恳恳，对待家庭任劳任怨，生活朴素，勤劳持家，热爱生活，从不鄙吝力气。自己做衣服、缝补衣服，挑煤、做蜂窝煤。当时 ，我们住在岳麓山下的斜坡上，屋前有个小院子，妈妈在房前屋后种花种树，开辟菜园。她在院子里种过很多种花，她种的两棵桂花树，如今已经长成比两层楼还高的参天大树，每年秋季，桂花树枝繁花茂，香气醉人，荫蔽着后来的人们。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短缺，全家人都吃不饱饭，爸妈都得了水肿病。妈妈克服物资短缺造成的困苦，带领全家人，在自己开辟的菜园里种蚕豆、辣椒、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养鸡、养鸭，我和妹妹都给她做帮手，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设法解决吃不饱的问题。 组织上要妈妈去湖南常宁参加四清运动，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力劳动完全难不倒她，她挑着百八十斤的担子健步如飞，连那些农村妇女也自叹弗如。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打倒，家里两次被抄，大字报贴满家，连门窗都糊住了。红卫兵还查封了妈妈的衣箱，并用大字报丑化她，因为妈妈穿过连衣裙，大字报里说她是穿奇装异服的妖婆。造反派要妈妈揭发父亲并与之划清界限，但遭到妈妈的坚决拒绝。妈妈的想法非常朴素和有原则，她说，父亲工作可能有错误，但他决不是反革命，他在海外就参加抗日，在日本投降后，他又同国民党做斗争，在家里也从来没有说过反动话。妈妈蔑视被孤立的状态，在遭受最大困难的时刻，自始至终坚定地与父亲站在一起，与邪恶作斗争。 每次挨批斗，父亲几乎都要戴高帽，挂牌子，然后坐“喷气式飞机”和“罚跪”。所谓坐“喷气式飞机”，即两手被反绑伸直在身后，红卫兵从背后揪住头发把头部拉起；“罚跪”就更为可怕，红卫兵从背后用脚踢父亲的膝关节，使他失去重心膝盖着地跪倒在地上，膝盖因此而遭受巨大的冲击力。还有一次，红卫兵把木板凳倒放在地下，让父亲跪在连接凳子四个腿的两条窄木杠上。每批斗一次，父亲的膝盖都会淤青红肿疼痛不已。父亲偷偷跑回家，向妈妈求助，问妈妈是否可以做两个护膝，减轻一点膝盖所受的冲击。妈妈毫不犹豫地剪开一件旧棉衣的袖子，在两端缝上绑带，让父亲偷偷系在膝盖上，以求尽量减少“罚跪”对膝盖所造成的伤害。 当时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银行存款也被冻结，妈妈靠自己的工资负担家用。造反派把父亲关牛棚，把妈妈下放到长沙电池厂劳动，还要她去拉练，并且准备把我们全家的户口都迁到农村去，而且已经选定了落户地点。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家中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个人，当时我们都在上小学，煮饭、洗衣，全靠我们自己，晚上睡觉也只有我们两人。父亲逼于无奈要妈妈离婚，让她带着孩子走，不要拖累两个孩子。妈妈坚决不同意，她用自己的坚定来呵护亲人，她甚至说，实在不行就去广东华侨农场，我们靠自己的双手，用劳动来养活自己。 妈妈开朗乐观，在任何非常情况下，她都不改初志，她头脑中的哲学非常简单，只要自己认定是对的，就坚持下去绝不退缩，哪怕是吃尽苦头也无怨无悔。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世界观，所以她可以对复杂的事物进行简单的处理把恶劣的环境在自己的内心改造得对自己有利，让那些别有居心的人到了她面前也无能为力。她的直来直去不阿谀奉承的性格，使她这个从13岁起，抗日战争时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迟迟都入不了党，而且其它很多的工作安排、职称评定等也迟迟不能解决，她对此完全无所谓，入不了党就不入，工作安排不如意就自我抗争，绝不因此而去迁就，依旧我行我素。她对自己的要求始终如一，到最后也没有变成驯服工具。我最最佩服的就是妈妈的这种改造环境的能力，她的纯真和率性，一辈子都没有被改造掉。 时间终究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文革结束后，1978年，妈妈随父亲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院调入中央党校。经过多方查证，人事局确定了妈妈参加革命的时间，承认了妈妈在海外从事抗日斗争的历史，并根据妈妈的一贯表现，吸收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5年，中央党校党委给她颁发了“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荣誉证书。1994年，妈妈正式办理离休。1995年，深圳市委，深圳市党委，为妈妈颁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牌。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妈妈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在我的面前，是一本1947年妈妈在印尼先达中华学校教书时写下的日记。16-17岁的妈妈，青春的追求，生活的苦恼，爱情的甜蜜，参加妇女联合会、读书会，与落后的势力作斗争的点点滴滴，都是那么脉络清晰地跃然纸上。那个活泼美丽的小姑娘，刚刚认识她将托付终身的男友，她十分淘气地给她的男友起了一个绰号：Big boy，因为他的男友从表面看像一个小男孩，但实际上，已经是合唱团的指挥，中华学校的训育主任，青年运动的骨干，各方面都能担当一面的真正的男子汉。她也给自己起了个绰号：Naughty girl，因为自己看起来是个淘气女，实际上早已经是中华学校的教师，妇女联合会的负责人。 妈妈正要开始她生命中最具有决定性的选择——同自己的爱人一起，回中国去读书！一个光明的前途正在等待着她去奋斗，一个开阔的人生正在等待她去争取，她勇敢而坚定，迎着风浪，毅然接受时代的挑战！ 2013年8月于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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