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肖玉灿百年诞辰感言 黄 书 海
本文作者在北京纪念萧玉灿先生诞辰100 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言
标题两句诗，正是肖玉灿战斗一生的光辉写照。
肖玉灿赢得人们的高度 赞誉。人们称他为印尼民族英雄、印尼著名华裔领袖、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学者等等，不一而足。但我认为，就其为争取印尼民族独立、为建设民主进步、公正繁荣的印尼战斗一生来说，“印尼人民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这个称谓似更为贴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印尼棉兰报社工作时，对肖玉灿这个名字心仪已久。1954年底，我调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后，便有机会和肖玉灿零距离接触；1981年夏，他出狱后从荷兰来到北京，要我为他翻译出版《殊途同归》和《五个时代》两本著作，彼此接触更为频密，交流更为深入。我还亲自陪同他分别家访原驻印尼大使馆政务参赞钟庆发和李菊生。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1914年3月23日，肖玉灿生于印尼泗水，属n代华裔。他身上流淌着两种血脉：一种是从父亲肖源瑞母亲关倩娘传承下来的生理血脉——华人血脉；一种是从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汲取的政治血脉，这两股血脉铸就了他精采辉煌的一生。
在诸多华裔精英：林群贤、陈粦如、郑炳温、郑文良、张贤寿、叶信芳、高厥中、侯德恭、郭恒节、许绵智、施显龄、黄仲涵、曾俊德、洪渊源…… 肖玉灿能从这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印尼政坛上倍受瞩目和敬重的华裔领袖，并非偶然，也并非徒有虚名。 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肖玉仙便倾心投入反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印尼民族独立，从法律上和政治上维护广大华裔的正当权益，反对种族歧视。他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和提高。
他蹲过荷兰殖民政府的牢狱。为了鼓舞士气，团结狱中难友，他在狱中散发手写的“Suara Tapa”（打巴之声）传单，鼓励难友们定时高唱印尼国歌，以示抗争；他也曾三度被印尼反动政权监禁：一次是1948年茉莉芬事件爆发后，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了一年多；第二次是1951年苏基曼内阁实行“八月大逮捕”，他被无理逮捕并关押在集中营里。第三次是1965年发生“”九•三0事件后，他被军政权无理拘捕，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监禁长达12年，身心遭受残酷迫害。 肖玉灿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是多元化的。
早期，他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四十年代，他加入印尼社会党，后因该党分裂为沙里尔和沙利弗丁两派而退出，深受欧洲社会民主思潮的影响。 1953年3月，他在雅加达发起组建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这是一个超党派、超意识形态，不分种族、宗教信仰，独立自主的群众组织。它的宗旨是：根据印尼国徽提出的“殊途同归”（Bhinneka Tunggal Ika）口号，根据1945年11月1日《政治宣言》提出的承诺：“促使全体亚洲欧洲后裔成为真正的印尼人、成为印尼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主张“自然融合”，反对强迫全面同化，鼓励华人加入印尼国籍，保持华人特性、姓名、文化和风俗习惯，反对禁止中文和改名换姓。肖玉灿身体力行，即使在高压政策下，他也从未更姓改名。他坚决反对各领域对华人的种族歧视。 他善于调动社会力量，在短短几个月内，印尼国籍协商会在爪哇、苏岛和加里曼丹分别成立了10个分会，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创办报纸和杂志。 到1961年，他在印尼各地共创办了100多所中小学；为了解决印尼国立大学限制招收华裔学生问题，1958年10月，印尼国籍协商会创立文化教育基金会，创办面向印尼各族人民子弟（主要是华裔子弟）的“印尼国籍协商会大学”（Universitas Baperki）。1963年改名为“共和大学”（Universitas Res Publica），并在万隆、泗水、日惹、三宝垄和棉兰等设分校，就读的大学生近两万人。 肖玉灿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广泛好评，有口皆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肖玉灿在解决中印双重国籍问题上也曾做出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双重国籍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错综复杂。 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后，历届政府曾就双重国籍问题展开至少三次的大辩论。 第一次是：1946年在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被动制”与“主动制”两派主张发生剧烈碰撞。以当时社会党的陈粦如、肖玉灿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采用出生地主义原则，即凡在印尼出生的华人均为印尼合法公民，除非他们拒绝印尼国籍，称“被动制”；而以印尼民族党苏纳里约博士为代表的一派却主张采用“主动制”，即凡在印尼出生的华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主动申请加入印尼国籍，同时声明不加入中国籍。辩论结果，大多数委员赞同“被动制”。 第二次是：在印尼与荷兰举行的海牙园桌会议上，有人故态复萌，旧事重提，妄图改变原有的决定，但无果而终； 第三次是：1953年印尼种族主义思潮又抬头，排华势力企图抢夺华人经济阵地，要求政府改变原有的国籍法。时任印尼外交部长的苏纳里约博士深知无法改变“被动制”原则，于是采取“迂回战术”，对“被动制”提出修正案。其要点是：必须在印尼定居三代的华人，才能申请加入印尼籍，此外还得出示合法证件，证明其父母出生在印尼，且连续居住印尼十年以上。苏纳里约为入籍抬高的门槛，对广大的印尼华人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因此引起广大华人的强烈反弹。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中印两国政府都有意愿利用召开亚非会议的大好时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双重国籍问题。 所以产生双重国籍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印尼（包括荷治时期）实行的是出生地原则，而中国历来实行血统主义原则。再加上一些政治原因，彻底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就具有其迫切性和可能性。 《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于1955年4月22日，由周恩来总理以兼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与印尼外长苏纳里约，利用大会空隙时间在万隆签订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签定的有关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第一个条约。原以为它将成为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成功蓝本。 没想到4月26日晚10点半左右，肖玉灿和蔡锡胤急匆匆到中国大使馆要求会见时任中国侨务委员会国外司司长朱毅同志。肖玉灿说明来意后，朱毅觉得，肖玉灿对双重国籍条约的意见十分中肯、十分重要，这不是他这一级官员所能解决的。 他马上向主管领导、侨委主任廖承志作了汇报。廖公（这是人们对廖的昵称）听完汇报后，掂量出肖的意见十分重要，马上向周总理汇报，并建议周总理会见肖、蔡二人。 周总理与肖、蔡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从夜里11时至凌晨4时，长达五个多小时。 周总理与肖、蔡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对肖、蔡两人并不陌生。周总理耐心地倾听肖玉灿详细阐述印尼制定国籍法的演变过程和他对刚刚签定的中印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所持的不同意见，总理还趁机向肖进一步了解印尼政府和各政党、特别是广大华裔华侨对双重国籍条约的意见和看法。交谈十分深入和融洽。 概括起来，肖玉灿的主要意见有以下三点：
一、印尼国籍法实行以出生地主义为依据的被动制，这符合广大华裔华侨的根本利益，而双重国籍条约主张采用主动制选籍原则，这是印尼国籍协商会和广大华裔所不能接受的； 二、根据印尼政府批准的国籍法，数以百万计的华裔，其中有当国会议员、有当内阁部长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还有散居印尼各地乡镇、农村、世世代代与当地人民融洽相处的华裔小商贩、农民、渔民……他们这些早已是印尼合法公民。而一旦实施双重国籍条约，一夜之间他们的国籍身份变得模糊不确定，这怎么能行呢？ 三、条约规定：有效期20年，含意不明确，会令人怀疑是否20年后华裔还要再次选籍？ 肖玉灿表示：虽然两国代表已签署了双重国籍条约，但都未送交各自的立法机构审议批准。肖肯定地说，如果按现有的双重国籍条约送交印尼国会讨论，估计不可能获得通过。 肖玉灿向周总理建议，可否请两国政府代表再次协商，把部份被动制原则也纳入双重国籍条约里?!肖玉灿有理有据、条分缕析的阐述，令周总理深感欣慰和震惊。 周总理非常感谢肖玉灿、蔡锡胤的一席友好诤言。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明中国政府维护关心广大印尼华裔华侨的政策，阐明签订解决双重国籍条约的重大意义，并明确表示将就他们提出的问题，再次同印尼政府磋商，争取妥善解决。 肖蔡对周总理的答复甚感满意。 周总理说话算数。1955年6月3日，周总理同应邀访华的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洛阿米佐约，就两国关于双重国籍条约实施办法进行友好协商，并达成共识。这一共识以外交照会形式确定下来，并进行了“换文”。双方强调“换文”是中印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文”明确规定：在实施条约时，两国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和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使具有双重国籍的人都能自愿地选择他们的国籍。 “换文”强调：在同时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当中，有一类人根据印尼政府的意见，由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证明他们已经不言而喻地放弃了中国国籍，可以被认为只具有一种国籍。属于这一类的人，就不需要按照双重国籍条约的规定选择国籍。 “换文”还明确规定：条约20年期满后，已经根据条约选择了国籍的人，无须再行选择国籍。 选择国籍的工作，从1961年5月起两年内进行。除了100多万属于上述“不言而喻”无须选籍者外，在152万具有双重国籍的华裔中，有108万选择了印尼国籍，16万选择了中国籍。另有8万人未按期选择国籍，他们将按其父亲的国籍确定各自的国籍。还有未达选籍年龄的20多万人，则将在他们成年后一年期限内选籍。至此，印尼华裔双重国籍问题基本解决。 但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看，当时中方派出的双重国籍谈判代表团，对印尼广大华裔的处境和他们所思所想，了解并不到位，功课没有做足。或因时间仓促、或因保密问题，事先并未征求肖玉灿等华裔界领袖的意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撼。但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却对此“讳莫如深”。所幸，肖玉灿和蔡锡胤两位可敬的先生，从维护和促进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在关键时刻，提出关键性补充修改意见，使双重国籍条约得于顺利实施。他们的意见，对日后中国与菲、马、泰等国，顺利解决双重国籍问题，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总理念兹在兹。虽然与肖玉灿初次见面，但通过坦诚深入交谈，总理对肖很有好感，印象深刻。4月27日肖蔡应邀出席周总理在大使馆举行的告别招待会。记得我给周总理担任印尼文翻译、汇报印尼情况时，总理曾有一两次询问肖玉灿的情况。这说明总理对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是念念不忘的。 肖玉灿对周总理十分敬佩。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所展示的非凡外交才能，令肖玉灿十分崇敬。而这一次有机会同周总理深谈，总理虚怀若谷，睿智干练，在很短时间内妥善地落实了他的意见，肖更感亲切，更加敬佩这位外交伟人。 肖玉灿为人低调，人缘极好、温文儒雅。他因此赢得了苏加诺总统，阿里总理、沙多诺议长、亚当•马利克外长，以及各政党领袖、群众团体等的真诚友谊和合作。 肖玉灿已走进历史去了。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在战斗的一生中，他孜孜汲汲，开拓创新，栉风沐雨，出生入死，历经磨难，功勋卓著。
他的卓著功迹、丰硕著作、高风亮节将永远活在印尼各族人民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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