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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吴石生和姑丈宋凉赞的峥嵘生平

2015-10-13 00:37| 发布者: zjj| 查看: 1079| 评论: 0|原作者: 福州 吴健如

摘要: 忆父亲吴石生和姑丈宋凉赞的峥嵘生平福州 吴健如 我的父亲吴石生是老一辈先达人所熟悉的公众人物。他一向热心公益,毕生为先达的民主爱国事业奋斗,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起,父亲就为支 ...
忆父亲吴石生和姑丈宋凉赞的峥嵘生平
福州  吴健如
 
     我的父亲吴石生是老一辈先达人所熟悉的公众人物。他一向热心公益,毕生为先达的民主爱国事业奋斗,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起,父亲就为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而积极参与、发动先达华人同胞的募捐活动;抗战胜利后,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他为建立先达华侨总会,推动总会的工作而殚精竭虑,数十年如一日。
       我的父亲于上世纪初,当他还是花季少年时,就随我的祖父飘洋过海,来到苏岛先达定居。为谋生计,他年纪轻轻,挑着货担,走街串巷,足迹遍及城镇郊区,贩卖一些日用品。经过数年的胼手胝足,辛勤劳作之后,父子俩挣足了钱,便在榴莲街开了一家食杂店,取名为《建南兴》。我就出生在这家店里。当我长到两岁大时,由于交不起荷印当局的苛税“人头税”,祖父和父亲决定把我母子和姑妈吴丽娟三人送回国内龙岩老家。两年后方把我们三人又接回印尼。其间店里生意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家里经济状况也大有起色。

              一、焕发爱国热情,投身抗日募捐活动,  战后积极参与筹建华侨总会

      在祖国爆发全国抗日战争以后,父亲和先达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在先达发起了爱国募捐活动,以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经常和同伴们手持写着抗战募捐的小旗,分组沿街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动员侨胞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不仅获得了广大侨胞的支持,收获甚丰,而且父亲及其同伴的爱国热情也感染了侨胞们,赢得了他们的高度赞誉……
      二战结束后,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苏岛华侨社会也掀起了民主进步的浪潮。在巴人等革命先驱者的指引下,各地民主进步人士纷纷建立起青年、妇女、职工、工商等群众组织。但仍需要建立一个能领导民主进步运动的统一组织,这就是“华侨总会”。经协商与酝酿,不久在先达也成立了“华侨总会”。
      父亲积极参与了酝酿成立华侨总会的过程。华侨总会成立后,父亲担任总会的财务工作。总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各大商家的认捐。据我所知,父亲和他的同乡好友陈失因每次认捐的数额都不小。总会的经费开支都要经过他的手。诸如中华学校等华人学校、养老院等公益机构的经费,都经由他的手发放。
      父亲秉性耿直,急公好义,口直心快,往往不顾情面,容易得罪人。记得有一次,父亲跟总会财务部的另一负责人发生了激烈争吵。起因是一笔公款支出的问题。两人因而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在总会诸领导的调解下,此事终归了结,两人和好如初。

                二、与巴人、宋凉赞等人的密切交往,积极掩护“反法西斯同盟”的战士
       1942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入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苏东时局动荡,为了避难,父亲在日军到来之前,在离市区北部二十来公里处——马达人村庄附近租了一块地,盖起了两座木屋。日军侵占先达之初,父亲便带着我们全家迁往那里暂住。同时还动员自己的堂兄弟、堂姐三家和同乡好友陈并会一家人,也前往那里避难;加上我家总共近二十口人挤睡在一座木屋的通铺上。
       这个马达人的村子叫泗拉巴耶村,村旁隔着一片小树林,木头住房都盖在一条水流湍急、清澈见底的小河旁。河对岸是一排排苍翠的参天大树,经常有一些大猩猩攀爬在树枝上,虎视眈眈地俯视着树下的一切。一见有人在河边洗衣、洗澡或挑水,猩猩就吱吱大叫,试图警告人:这里是它们的领地,任何人不得入侵!
      九·二0事件发生后,宋凉赞、伍焕赞和李国海,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捕,经父亲建议,躲藏到这个村子来。几个月后,巴人先生和刘岩先生也转移到这里了。
     有一次,我和丽娟姑妈随父亲到村里看望这三位“反法西斯同盟”的战士。到那里时,只见巴人一人在菜地里劳动。李国海正从河里挑水上来浇地,只有宋凉赞一人在屋里油印材料。丽娟姑带我进屋去找宋凉赞,父亲则留在外边跟巴、李二人攀谈。姑姑和凉赞的爱情就是逃难在泗拉巴耶村时建立起来的。
      泗拉巴耶马达村里没有收音机,更不可能在那里油印。反盟的组织非常严密,“前进报”是单线传阅,不是分发。日本投降后头一个月在先达每天晚上收听广播,记录新闻。第二天由王谦宇刻钢板。

            三、二战结束后巴人、宋凉赞等人继续为促进华侨社会的民主进步和团结,支持印尼的独立斗争而奋战
      日本投降后,宋凉赞等革命战士从“地下”走出来,回到了先达市,投入到为促进华侨社会的进步,支持印尼的独立,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工作中去。
      先达的民主进步势力接管“中华学校”后,郑子经先生和大批革命进步青年都到学校里来教书。宋凉赞担任初中一年级的级任,第二学年,宋凉赞因工作需要调到棉兰去。没有人接替他的工作。总会的负责人特地商请巴人先生出马,担任初中二年级的国文教师(当时是全校最高的年级)。巴人先生教学方式独具一格,具有鲜明的特色。他要求学生自己阅读课文,有问题先记下来,再带到课堂上向老师提问。就这样,他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充分调动了起来。
      巴人讲解课文也不是就事论事,仅限于课文内容,而是旁证博引,向我们介绍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和知识。让我们了解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件和著名人物的轶事。大大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思想境界。巴人经常鼓励我们多阅读、勤动笔。他布置我们每周交一篇作文,并经细致批改后还写下评语。
      在先达太子街“职工会”的大厅里,有一个时期,巴人每周都要举办时事报告会,向听众报告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使听众对当前的形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是从报刊等媒体上无法获得的知识。
      荷兰殖民军占领先达后,由于反动派的恶意举报,荷兰当局逮捕了巴人。第二天当我们正要上课时,一位同学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他看见巴人被荷兰人抓到火车站前做苦工了……同学们一听忙向火车站蜂拥而去。火车站离学校不远,当我们跑到那里时,只见站前广场上有一群人在搬运木箱等物品,其中就有巴人,周围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监视着他们。
      巴人正在默默地搬着木箱,表情泰然。看见同学们,他微微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又继续埋头干活。干完活,日本兵把巴人等押上卡车运走了……过几天,巴人和国海被押解去棉兰关在集中营,不久就被荷兰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驱逐出境了。同学们既感到无比愤慨,又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和优秀的政治导师而惋惜不已。

                        四、宋凉赞踏上革命的新征途
      宋凉赞在中华学校执教一年后,因工作需要,他被调到棉兰《民主日报》社去工作。这时,凉赞和姑妈丽娟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凉赞离开先达去棉兰,丽娟姑妈依依不舍地送别了心上人。
      宋凉赞被安排在报社的宿舍里。这座宿舍起名民主楼,拥有二三十间寝室。包括邵宗汉在内的编辑部人员和记者,都住在这里。凉赞一人单独住一间。我后来到棉兰求学时,曾经和他同榻住了半年。
       1949年,凉赞收到了来自北婆罗洲(印尼称北加里曼丹)文莱他的哥哥的一封信。哥哥告诉他,母亲病重,她希望离家多年的小儿子能在她临终前赶回来跟她见上一面。凉赞阅信后,打电话告诉了丽娟姑,并说他决定近日动身前往文莱省亲,请她安心等待他回来。
      丽娟忙将此事告诉了我父亲,问她该怎么办?父亲当即回应“这怎么行?万一日后因种种原因他回不来,你可怎么办?你要等他多久?等一辈子?不行!你不能留下来,你一定得跟他走。不过,走之前,你俩得先把婚事办了。好,这事就由我来处理。”说着,他当即给凉赞拨打了电话。
第二天,凉赞从棉兰赶来先达,同姑姑办理结婚手续,他们对婚事十分低调,没有对外宣布。父亲在当天晚上在一家酒店里办了一桌酒席,只邀请我们吴家的几位亲戚参加。
       婚后第二天,姑丈和姑妈即动身前往棉兰,办理俩人前往文莱的出境手续。父亲便也前往棉兰为他俩送行。当时局势动荡,旅程风险大,交通又十分不便。他们需从棉兰乘船先到新加坡,然后再搭木轮越过大海到文莱。父亲为他们支付了全部费用。一个多月后,我们才接到他俩报平安的信。
       宋凉赞在回到他的老家文莱以后,参加当地一家进步的中文报纸的编辑工作,同时又在一所进步学校任教。这两个单位为他提供了进行革命宣传的平台。就这样,他夫妇俩在文莱生活和工作了近三年。
       当时,英属马来亚和北婆罗洲人民争取解放独立的斗争正处于高潮之中。宋凉赞及其战友的革命活动不能不引起英殖民当局的注意和忌恨,因而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准备逮捕他们。幸好一位在英占领者军警部门工作的熟人和好友,向凉赞的哥哥透露了这一讯息。哥哥立即告诉了凉赞,力劝弟弟马上离开文莱,以免遭到英当局的迫害。
      1952年,凉赞和姑妈携带三个孩子回到广州,约莫一个月后,组织上根据他的特长、经历和本人的愿望,把他安排到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北京《光明日报》工作,让他依旧干他的老本行——国际版的编辑。
      一个星期天,我来到位于北京《光明日报》宿舍看望他们。这里的房子都是清一色四合院,凉赞一家子就住在一个四合院里的两间厢房里。当我踏进四合院的院子里时,就看见三个小孩——一男两女正在院子里奔跑戏耍。姑丈凉赞尚未下班,而姑妈丽娟正坐在屋前一个小凳子上俯身洗衣服。屋里的陈设相当简陋,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未上漆的家俱;姑妈因孩子尚小,需要照顾家庭,因此没出去工作,也就没有收入。看来,他们家里相当拮据,一家子生活过得十分清苦。
      我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不久以后,父亲又汇来了一笔人民币接济他们。不过,父亲来信说,汇款十分不便,也不合算。为长久打算,他决定汇一笔巨款,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北京中国银行,当时,外汇存款,利率相当高,存户每月可获六十七元的利息(当时国内的生活费较低,一般每人有二十来元就够了)。父亲吩咐凉赞每月按时前往银行领取利息,分出其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我在大学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归凉赞,以接济他一家子的生活。
      父亲曾经数次参加华侨国庆观礼团和旅游团回国参观、旅游兼探亲,途经首都时,总会和姑丈、姑母见面、叙谈。有一年,父亲还携带姑丈、妹妹和我三人乘火车南下,途经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最后抵达老家龙岩。一路观光览胜,饱览祖国山河之美。
      一九六七年父母亲举家回国定居厦门后,凉赞曾两次来厦看望父亲,两人畅谈甚欢。十多年后,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忽接到姑妈丽娟来信告知,凉赞最近罹患重病,医治无效,不幸已于昨夜去世。此时,他尚在任上,还没退休,可谓英年早逝,噩耗传来,我们全家不禁悲伤不已。
      凉赞为人忠厚、纯良,待人和气、诚恳、谦逊;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无不喜欢他、尊重他。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无不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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