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手记：
先达教育界和文坛诞生了不少优秀人才。洁霜，就是其中卓著的一位。今年是洁霜逝世五周年，我们出版了《洁霜文集》以寄托大家对他深深的哀思。 《文集》将于今年12月底在北京出版。如有读者对《文集》感兴趣，届时在国内可向笑英或书海、在香港可向达生健生、在印尼可向玉霞彩苹索要。谢谢。 现将我为本《文集》撰写的代序“印华文坛翘楚——李洁霜”发表于下，请读者指正。 印华文坛翘楚——李洁霜
黄书海
百余年来，印尼华文教育文化领域，历经风雨、跌宕起伏、不乏坎坷。正因如此，也造就了不少德高望众的教育家和才华横溢的作家。
2015年3月，我参加世界先达人相聚雅加达千人大会。其间承蒙雅加达《印华日报》李卓辉总编盛邀共进午餐。席间，他畅谈了他着手规划的一项重大工程：即广泛搜集至少500名印华文坛作家精英的文章和资料，并出版成册，以期世界各地读者能更准确更广泛地了解印华文化教育百年奋斗史。 辉兄年逾古稀，仍不知老之将至。我对他的雄心壮志，予以高度点赞。 彼此交谈甚欢，他知道我的经历。于是名正言顺地要求我助他一臂之力。当时，我虽未置可否，但始终把此事放在心上，不敢忘却。 记得洁霜逝世后，我写了一篇深切悼念的文章，收尾时提了个建议，希望洁霜亲属，特别是先华学子们，能把洁霜生前所写的文章汇集成册出版，以飨广大读者。这是印华文坛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这或许是对洁霜最好的纪念。希望我的希望不止于希望。 今年，我又重提此事。承蒙洁霜遗孀陈玉霞和亲属笑英、达生、健生等的厚爱和信任，让我主编出版《洁霜文集》。我欣然允诺，并能为亲自把“不止于希望”变成现实而感到十分欣慰。《洁霜文集》的出版，既了却了我对玉霞的承诺，也兑现了我对卓辉兄的约定。 《洁霜文集》（非全集）收录了63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称不上“韩潮苏海”，但字字句句都是他的心血。读者可以从文章中清晰看到洁霜的世界观、政治观、社会观、文学观、教育观……看到他卓尔不群的人品…… 文如其人。他的文章，藏否人生，针砭时弊，有的放矢，引诗举史，恰到好处，颇受广大读者欢迎。 《洁霜文集》就其内容来看，涉猎面之广，洞察力之深，文字功底之厚实，在当今印华文坛，当属佼佼者。即使纳入印华名作家丛书系列，也会是其中熠熠生辉的一本。卓辉兄以为然否？！ 上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中（九·三0事变前），印华文教事业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印尼各地共开办2000多家大小不一的华文学校，有18家华文日报，至于华文书刊杂志更不计其数。 洁霜1930年生于印尼苏岛先达。在中华学校接受华文教育，深受巴人、胡愈之等民主进步文化人士的影响，毕生追求爱国、民主、自由思想。 洁霜自我评价：“我没有虚度此生”。这句评语，看似平淡，却掷地有声。 总结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全身心地投入华文教育事业；二是满腔热情地投入文学创作。这两项事业都干得很出色很精采。 在教学领域，他桃李满天下。深受学子们的爱戴和崇敬。他教导学生要会读书，读好书，不要死读书。他说：“世上好书坏书一大萝，选择什么书要精读、要熟读、要略读，甚至不读，才能节省时间。有疑问要勤查字典，才能学到知识。知识是力量，也是生命。” 这后一句话，含义之深刻，值得含英咀华。 “打铁还须自身硬”。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语文水平，不误人子弟，1957年9月，他报名参加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语文专修科学习，1960年5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王亚南校长亲自签发毕业证书。
学子们为什么喜欢上他的课，崇敬他，就是因为他为人诚实，讲课有料，有深度。几十年过去了，学子们谈起往事，依然感动不已。 洁霜惜书如命，藏书盈架充栋。 2007年我们到先达开联谊大会，多次到他家聚首。玉霞带我到书房看他的藏书。当时洁霜正准备把这些藏书搬回雅加达住家。为了避免托运时中途丢失，上千本的书，洁霜居然一本一本地做了记录。看着这一页页工整的记录，难道您不为洁霜的勤奋动容吗？！ 洁霜的写作生涯，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65年“九·三0”事件前。其时，他偶尔会给棉兰《民主日报》和《苏门答腊民报》投些稿件，但数量不多。他的主要心思和精力都倾注于教学事业和青年会、学生会事务上。 在印尼军政权统治的三十多年中，华文学校、报刊、社团惨遭封杀，他也被迫处于蛰伏状态。他边做生意谋生，边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自己的藏书和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报刊杂志，一天不落地收看收听中国的对外广播电视等。养精蓄锐，伺机待发。 进入九十年代，印尼军政权垮台，政局发生很大变化，印尼开始走向民主改革道路。华人学校、社团和报刊杂志陆续被解禁。洁霜没有教书，倾情投入第二阶段的写作高峰。他的文章喷涌而出。 原雅加达《国际日报》总编李卓辉兄为他提供了大量版面，让他施展才华，促进印华文坛的蓬勃发展。 为了避免读者的审美疲劳，他别出心裁，使用了三十多个笔名，发表各类文章。例如：霜红、桑明、季莫央、哥不乐、龚西刚、司马驱牛、冼达郎、何了了、王小小、言微微、丁点点、管非非、余想想、苏融融、方飞飞、宋心心、幸好好、沈思思、风萧萧、红艳艳、黑溜溜、黄澄澄、蓝莹莹、白茫茫、绿油油、舒平平、浪滔滔、莫名火、云飘飘、陈笑瘪……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他的笔名，您看了，难道不觉得这与解放前，鲁迅等名作家在国统区写文章使用笔名的招数，何其相似乃尔？· 五十年代初，我在棉兰《苏门答腊民报》当编辑时，他曾应约投过几篇文稿，质量上乘。其中有一篇纪念斯大林逝世的诗文，至今仍记忆犹新。很可惜，那些文章已无可觅得。 后来，我在编辑出版《忘不了的岁月》、《先达通讯》时，他又应约投来“一块石碑”、“先达华中‘最后一课’”、“一个先达华裔青年的死”（纪念吴锦标的不幸）等，这些文章因其高质量而赢得广大读者的赞誉。 雅加达《国际日报》创刊以来，组织过几次有规模的笔谈和论战，难能可贵。洁霜几乎每役必与，而且写出令人信服、入木三分的好文章。
例如：因一篇“湖光山色画中情”（获冠军奖）这篇游记所引发的印华文坛大论战，洁霜以司马驱牛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综观这次印华文坛大论战及其影响”的大文章（近三万字），分九次登完。这是一篇总结性理论性很强的文章。 洁霜说：他就像生意人年终结帐、清仓盘点那样，大量收集论战各方文章，并加以整理归纳，为使爱好文学的读者对这次论战的主题和问题的焦点有比较全面清晰的了解，他把论战双方定为“批派”和“拥派”，并把两派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逐一摘录，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这场论战，不仅仅涉及对一篇文章的评价，而是关乎印华文坛的发展方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洁霜旗帜鲜明地站在“批派”一方。他说：“文艺作品不是有闲阶级观赏的‘盆栽’，也不是只限于‘文艺沙龙’或‘文艺俱乐部’少数一些人摆弄的小玩意，文艺是要面对社会大众的。”“对一些有错误倾向有缺点的作品，谁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提出批评有什么不可以？不要说‘冠军游记’，就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我读了并不欣赏。难道就不准说吗？”洁霜认为，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总要比沉闷死寂、万马齐喑好。他说：“不敢接受挑战，否定有益的批评，你以为印华文学有希望发展和进步吗？” 为了提高广大读者文化艺术理论水平，洁霜发表了大量普及性文章，如“什么是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让形象说话”、“什么叫概念化、公式化？”“八股文是哪八股？”“怎样区别通讯、报告、速写、特写？”“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诗和赋区别在哪里？”“词和曲有什么不同？”“写朦胧诗必须目中有人”等等。 另外，洁霜对印尼民主改革时期，华人有没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争取恢复被禁锢三十多年本族的固有文化和语言文字，如何维护华裔固有的文化特点？华裔可以不可以组织祖籍乡亲会？等重大政治问题，也发表不少有见地、立论正确、令人信服的文章。 洁霜秉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几乎达到浃骨沦髓的地步。这样的作家，在印华文坛并不多见。 洁霜，我在先达的邻居、亲戚（已故二嫂菊英的胞兄）、学长，比我长两岁、高几班。他是我的亲密文友。他为人善良谦和。与他交往，可以省略许多繁文缛节，轻松愉快。他可以斜躺在长沙发与我聊天，也可以随意到房间书柜翻阅我的藏书，情谊平淡而不跌宕，令人舒心。 2000年，他应约写了篇文章，原标题为“先达华中之亡”。《先达通讯》发表时，我顺手把“之亡”改成“最后一堂课”，并写了一段“引言”。事隔数年，他来北京还当面向我表示谢意。他说：“改得好。正义事业是不会灭亡的”。仅此一例，足见他为人谦逊，治学严谨的品格何等到位，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俗气。 写到这里，一股悲怆情绪涌上心头。撂下笔，闭目沉思。正如鲁迅书曰：“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 洁霜已经走了好几年了。谨以《洁霜文集》寄托我们对他的深深哀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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