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华侨史
汕头 黄振坤 在旧中国，我的先祖为避战乱、求生存，先后离乡背井，远涉重洋，来到荷属东印度日里州（今印尼苏岛苏北省）谋生，其中旅居先达五十年以上者，已繁衍到第五代。
中国人向来有家族和乡土观念。先到南洋的华侨，立足后便号召家乡的亲友，出洋谋生，或做自己店里帮手，或代为介绍另谋职业。于是，出洋谋生的华侨越来越多。 我的祖父是清同治12年（1873年），26岁时去到日里的。最初应族亲黄阿元之约到他的园丘店当管帐员。阿元是被当“猪仔”卖身到日里的。契约期满后，便与当地爪哇女工辛金碧结为夫妻，并开了一家园丘店。因不识字，便聘请我的祖父替他管帐。
生意越做越大。阿元和祖父共事30多年。彼此赚了一笔钱，也先后回汕头老家盖了几处新房，并按清代习俗，出钱买“官”职。阿元钱多，买了“奉直大夫”，祖父钱少，只能买个“太学生”。 祖父于1913年在家乡逝世，享年66岁，是我家第一代华侨。 我的父亲黄有俊1914年十九岁时，应堂伯父黄有都之召，出洋到日里为他管理店铺，俗称“财副”。黄有都是我祖父在阿元“园丘店”时去日里种烟的。后在一个种植园当上了“工头”，发了财，便到棉兰新巴厘开了一家杂粮店兼营“兴胜批发商”。
父亲落脚后，次年（1915年）便与我的母亲（下称大妈）结婚。当时祖母留在家乡，已六十多岁。父亲每隔两三年便回乡探亲一次。 1934年，父亲又把年仅十五岁的大哥带进店里当店员。1936的父亲有了一些积蓄，又向老板借贷些钱，便携带大妈和二哥回乡兴建一座“下山虎”，以备晚年回国定居。
此时，有都儿女已长大成人，店务能够自理，于是父亲带着大哥移居先达，自谋出路。先是代卖陈于胜香烟，次年又到三板头创办骏丰杂货店。 1938年，父亲带十九岁的大哥回乡成亲。当时潮汕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交通混乱，几经周折，才回到普宁老家。 由于手头拮据，加上时局动乱，父亲回不了印尼，于是在家乡重操起二十多年前的旧业——编织竹篮为生。 1939年6月，日军占领汕头后，百业凋零、社会混乱。为生存计，父亲被迫串联七八户归侨，想方设法又回到印尼去。他们从汕头出发，步行经海丰、惠阳等地，第九天才到达香港。再花半个月时间，从香港乘轮回到日里。后来大哥也沿着父亲走的路线回到印尼。 父亲回到三板头后，因店务人手不够，且母亲又不在身边，父亲便娶了“细妈”（我的庶母）。细妈祖籍广东陆丰，1926年随父母前往日里。她与父亲结合，共同经营杂货店。 日本投降后，1946年父亲便安排大哥回国定居。
1945年3月，我二哥参加“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来由于旧政权迫害这支队伍，我二哥等22人被迫南撤，前往东南亚诸国投亲靠友。 和我二哥同行去印尼的有3人。1946年12月离开家乡，水陆兼程，历经艰险，在马六甲海峡漂浮了八天八夜，最后幸得乡人华侨黄庆帧相助，通过印尼军封锁线，1947年2月，三人才平安到先达、三板头和奇沙兰。 二哥在三板头住了一年半。1948的7月，回国参加解放战争。1949年初，父亲要我去印尼，顶替二哥的工作。正在申请入境签证。5月1日普宁解放。二哥参加组建乡人民政权，我便没有前往印尼而留了下来。 父亲和细妈在三板头育有四男一女。1955年父亲因积劳成疾逝世，享年六十岁。由于失去“顶梁柱”，细妈靠养猪、磨薯粉为生，生活很拮据。直到把儿女养大成人，他们出去打工做生意，家庭生活才有所好转。 细妈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个普通劳动妇女，今年已95高龄，仍保留中国籍。她常说，我是中国人，是华侨。生活习惯仍保持着故乡的生活习俗。 1976年，她还托人给大妈汇来100元人民币，并督促弟妹们经常给我写信，永远记住祖籍就是广东省普宁县西社乡，家里讲得就是“先达国语”和潮州话。有两个儿媳是福建人，所以沟通时又加入福建话和当地印尼话，丰富多彩。七弟媳是当地中医师，曾多次来广州进修。她的长女在厦门大学就读中医，次女是中文老师，曾受到当地官员的接见和嘉奖。我称她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活跃分子”。八弟在汕头有投资办厂，每次来汕头料理商务，总会回老家探望亲人。
我退休后，细妈曾多次催我回印尼探亲访友。2003年我和爱人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拜谒了父墓，重游旧店铺、旧屋，参观了棉兰“关帝庙”、“先达”观音庙、三板头“清山寺”、多峇湖“法禅净寺”，游览了马达山、北干巴鲁。拜会了二十八家旧雨新朋。 在雅加达有个群岛合唱团，其女高音歌唱演员洪玛莉用潮州话与我交谈，说她祖籍普宁。我问她：是哪乡的。她只摇头说，父母生前并没有告诉她。 2003年，我与现住先达的从侄女素吟和现执教于云南昆明财经学院的从侄黄参智三人合作编写家谱“义典黄公家谱”，即自1805年曾祖父出生以来210年，八代479人的资料，共23000多字，分送给世界各地的黄氏家族，每户一册，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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