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我爸口述的历史
林小坚 我爸叫林克胜，但周围的老邻居和老同事都叫他林坚。我问爸，这是为什么？他说，刚解放到北京工作， 由于随时准备派回印尼，就改名叫林坚。后来不回印尼了。中联部也公开了，可以和海外亲戚联系了，就改回了真名林克胜。
2013年，我爸已93岁了，感觉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我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不是很了解。于是一有空我就和他多聊多问。父亲的逝世，我们子女感到十分悲痛。现将他生前自叙的情况，稍加整理，以资纪念。以下便是他的自叙：
“我的父亲叫林国品，母亲叫李雪。我有四个哥哥，大哥林克昌，二哥林克彬，三哥林克基，四哥林克之。我是老五。我们家有5个男孩。我出生1919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作为荷兰殖民地的印尼，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瘟疫盛行。我出生在印尼的牙冷（棉兰至先达之间的一个地方），当地政府官员没有心思管理，传染病流行，有的说是伤寒病，有的说是鼠疫，我有个姐姐刚2岁，得了瘟疫死了。当时路上死了很多人，妈妈很害怕，就决定将家搬到了先达。到先达一开始是种地，后来大哥、二哥就去学做木屐。当时还没有塑料拖鞋，木屐的销售很好。我们家就搬到先达市里开了一个木屐店。大哥、二哥、三哥和几个亲戚主要是做木屐，其中有一个潮州师傅手艺特别好，但染上吸鸦片的毛病，我们家有个小阁楼，他需要吸了，就爬上去，吸完了就下来干活。 妈妈主持家务，买菜做饭，我对母亲印象很好。她识字，还会点中医，她活到1953年，吃了野山芋，中毒去世，我没有把她接来北京是我终身憾事。我的印象中爸爸就是个懒汉，不做事，爱赌博，爱喝酒，我记得妈妈经常叫我去赌场把他叫回家吃饭。后来在我上小学时爸爸回到中国老家福建省诏安县桥东乡，最终死于酒精中毒。 当时我们家5个兄弟，除了大哥学过2年的私塾，可以记账外，其他都没上过学。为此，妈妈决定让四哥上学，四哥后来到上海暨南大学上学，学美术，是正牌大学生，但没有毕业。 四哥从国内回来，他原先在先达的一个姓曾的女朋友跟别人走了，因此当时很消极。后来他就去打工，做过店员，也做过教员。二哥虽然从未上过学，但他非常好学，有时他给我2分钱，让我买零食，让我教他认字，最后他能通过字典自己看报了。 三哥是我们5个兄弟中唯一识字不多的，但他非常喜欢踢足球，在当地的足球俱乐部还有点名气。 1932年我小学毕业后先去打工，做过1年多杂货店的伙计。再后来上了初中， 1937年毕业，17-18岁了。给学校代过课，在幼儿园当过老师。 1938年随着中国国内抗日战争发展，海外华侨积极捐款支援抗战，当地成立了筹赈会，我当了筹赈会秘书，一个月18元，够吃饭的，主要是义工。做了一年后我就去学校做秘书，工资高一些，一个月35元。那时我们的生活好一些。我们就去照相馆，兄弟五个与妈妈照了个合影。我 当时开始与你妈妈爱兰谈恋爱，交朋友。你妈妈他们家是做大车轮子的，经济不发达，大车轮子是用木头做的，他们家是广东新会人，兄弟姐妹6人，2个哥哥，其余4个是女孩，她是最大的。
在筹赈会做秘书时，我经常写些东西投给报社，为此《苏门答腊民报》聘请我为特邀记者，其待遇就是免费给我订了一份报纸，后来由于我还会给该报广告部介绍广告，该报又免费给我订了一份报纸，我就将这份报纸订在了你妈妈他们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日本向南进攻，攻克了香港、泰国，新加坡也守不住了。
42年苏门答腊民报总编辑林革尘告诉我，有几个国内的文化人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住，经济上不用你解决，这些人在苏西和郁达夫在一起开酒厂做掩护，但郁达夫认为那里很危险，因为郁达夫被日本人发现会说日语，强迫做了日本的翻译官，所以需要尽快转移找新的地方。让我做联络员，这件事连父母都不能说。后来革尘要陈影祥的二哥陈松吟与我联系，我先接待安排了王任叔和刘岩，后又安排接待了郑楚芸。安排的地方先是在先达郊区一个乡亲家的菜园里，搭了一个竹编的房子，后来因为他们是国内来的，不会当地语言，也不会福建和广东方言，容易暴露，又将他们转移到先达市区，最后又通过陈嘉庚的一个朋友，把他们转移到马达山上的一个别墅区。 郁达夫是个好人，当日本人翻译时机智地放过了许多日本人想要抓的印尼人，通过开通行证，方便了地下活动。但一个曾在新加坡后到印尼日本宪兵总部当译员的洪根培，告发了他，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9月中旬郁达夫被日本人秘密杀害。郁达夫一个著名的爱国文学家、抗日斗士就这样牺牲了，很可惜。 后来在巴人的领导下，我参加了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主要是参与组建抗日地下交通联络站，用灰水椰子油制造肥皂的厂来做掩护。大概建了10个左右，形成了一个百里沿线的地下联络网，其作用一是掩护被日本人追捕的同志，传递信息和物资，二是筹措经费。
日本投降后，在印尼棉兰创办了2份报纸。一份是印尼文民主日报(格腊雅旦日报，harian kerakyatan)，由王任叔负责。王任叔经常以笔名巴人在报上发表文章，很受当地印尼人的欢迎。陈丽水、张琼郁是王任叔文章的印尼文翻译。后来王任叔担任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他们都去了印尼使馆工作。另一份是中文民主日报，由邵宗汉负责。我当时是该报的外勤记者，参加了该报筹备和成立的全过程。 47年10月国民党印尼棉兰领事勾结荷兰驻当地的殖民官员在先达抓了王任叔，说他是非法入境者，需驱逐出境，企图引渡到广东汕头交给国民党。并派了一个荷兰警长负责押送。邵宗汉一方面怕途中不安全，派我跟船走，保护照顾王任叔和刘岩，以防万一。同时告诉我到香港后到达徳学院新闻班学习一年再回印尼。
另一方面他联系组织设法营救王任叔。船到新加坡停靠，可能组织上安排胡愈之做了工作，新加坡海关署长上船要求释放王任叔，说这是我的地盘我有权释放他。但荷兰警长不同意。只是过境上岸了一天。船到香港，港英海关的人和另一个人上船，问王任叔是否愿意留在香港，王说愿意，并在一张申请表上签字。然后他们对荷兰警长说，这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人我们带走。荷兰警长不同意也不行。这样王任叔就脱险成功。后来知道那另一个人叫饶彰风，是华南分局的，解放后是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我到达徳学院新闻专修班报到，新闻班是陆诒（民盟中央宣传委员兼光明日报主编，57年错划为右派，文革后加入共产党）负责，入学考试是写一篇文章。我写了“真民主的浪潮在苏岛先达”。后来这篇文章登在民盟的报纸“光明日报”上。我在达徳学院学习了一年多毕业了，这可是我后来填履历的最高学历—大专文化程度。 这时邵宗汉也被荷兰人赶出印尼来到香港，安排在香港“华商报”当总编辑。我毕业后回不去印尼，就和邵中汉住在一起。我没有生活来源，就经常写稿子投给棉兰的“民主日报”和“苏门答腊民报”，它们寄给我一些稿费。 王任叔的爱人刘岩48年4月发现得了肠癌，为了增加抵抗力需要输血，我和达德学院苏岛爪哇同学给她献了血，结果也不能挽救她的生命，5月去世。郭沫若为刘岩写了墓志铭，称她为大众之友。王任叔要回到内地去，临走时他把我介绍给了连贯（当时党在香港的负责人），请他帮忙有机会帮我回印尼。从此我认识了连贯。 49年1月传来国内要开全国政协的消息，香港的民主人士就租了一条船到北京。邵宗汉知道后就要我与他们一起走，说中央要办一个爱国华侨青年培训班，毕业后还派回侨居国工作，这是一个机会。 船到天津港口，那时天津刚解放（49年1月15日）。这是天津解放后来天津的第一艘商船。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船上船下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天津交际处处长上船接我们，到了住处后，天津市第一任市长黄敬给我们介绍了天津解放的情况，并嘱咐我们天津刚解放有打黑枪的，要注意安全。第2天我们就坐火车来到北京，先住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当时学生放假了）。徐立、王任叔来接我们到中央统战部青训班学习。当时需要每个人填表，我汇报了我的情况，组织上最后确认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从42年9月算起，入党时间从49年3月算起。 在青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还没有结束，我就分配了工作，是到统战部二处做连贯同志的秘书。当时统战部是在中南海办公，部长是李维汉，副部长有廖承志、李初梨，还有记不清了。我们二处的处长是副秘书长兼二处处长的连贯，副处长王任叔、徐立。 二处是负责与外国党联系。后来一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外国共产党都需要与中国党建立业务联系，工作量大了，二是中央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于是由部长李维汉写报告给中央，中央批准在原统战部二处业务的基础上成立了中联部。
1951年中联部成立，调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为首任部长，办公地点由中南海搬到西单的前京畿道18号(现在前京畿道已不存在了只有中京畿道)，1958年要建民族文化宫，这是当时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是1959年十周年国庆的献礼工程。中联部机关所处位置正好在民族文化宫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因此中联部就又搬迁到现在木樨地复兴路4号的地方，因为1958年来这里还没有门牌号， 邮局只给了一个2470信箱作为通讯地址，机关和宿舍区是建在一块坟地上，部机关前的一条通长安街的马路叫复兴大路，当时又不能对外挂中联部的牌子， 就叫复兴大路18号院，为什么用18号，是因为中联部在西单时用的是18号。
从中联部1951年建部开始我就一直在中联部工作， 直到1982年63岁离休，是中联部第一批离休的，因为这是建国后中央第一次实行干部离休制度，所以安排我们在中央党校过渡学习了一年。
在中联部工作了30多年，期间我曾有1次调出中联部工作的机会，大概是在五十年代，当时邵宗汉曾在新华社任副总编辑兼国际部负责人，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一起共事过，他要我去新华社工作，因为我曾做过记者，但因我当时的工作涉密，负责保管中央领导同志和外国党领导同志的谈话记录，单位不同意放人。至于说49年参加统战部青训班的人都没有按原来的设想派回侨居国工作，而是在国内分配了工作，我认为是因为中央调整了工作方针（不能搞输出革命）。 我是1982年离休后才有机会回印尼探亲，从47年28岁离开先达，到回去探亲，阔别了近40年。我们家在先达已没有人了，当时我离开印尼时在家我排行是最小的，我妈妈、哥哥们均已在印尼、香港相继去世，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就变成家里最大的了。我妈妈的骨灰就放在先达的观音庙里，和我大哥放在一起。大哥的儿子林绍雄带我去看望他们。现在我九十多岁了，没有机会去了，你们有机会一定要代我看望奶奶。
|
由点达软件 提供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