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4期） 香港先達聯誼會 2018年12月
入冬的香港，由於東北季候風影響，微風陣陣，細雨綿綿，氣温驟降，增添了幾分寒意，顯見有點冬意。 香港先達聯誼會在鄉親們的關懷和愛護下，已跨入了第廿一個年頭。11月25日中午鄉親們滿懷喜悅的心情聚集在北角「富臨皇宮」金禧廳，迎接一年一度的相聚日，歡慶我會成立廿一周年。 金碧輝煌的金禧廳，金光熠熠、佈置美侖美奐、桌椅潔白明淨，大廳正中舞台銀幕打出「香港先達聯誼會成立廿一周年聯歡會」大字牌顯得格外奪目，整個大廳整整齊齊擺滿了30枱餐席。 十點鐘剛過，滿腔熱情的先達鄉親們甘冒毛毛細雨和陣陣寒意已陸陸續續來到會場，興奮和喜悅縈繞在每個鄉親心中，個個笑容可掬、喜行於色，知已相見、握手言歡、問安致候、共話親情。蒞會來賓有來自國內的吳益漢、黃文華，印尼的饒朝聯先生、黃春和先生、李遠輝先生伉儷、鄭福南先生和林明金先生、來自遠方美國的張愛玲女士、黃妙珠女士、加拿大的洪鼎斌先生伉儷、各兄弟社團代表、三板頭鄉友及居港先達鄉親等近300多位來賓，濟濟一堂，喜氣洋洋。會場一片歡聲笑語，俗語道：“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整個廳堂充滿了温馨、歡欣的氣氛，一年一度的聚會，確實難能可貴。 十一時半，司儀陳昌國、劉敏英、張宜昭宣佈聯歡會正式開始。首先，由前任會長李達生先生致辭，隨後林瓊葉新任會長向到會的來賓致歡迎詞，他滿懷豪情、欣喜懇切地用“先達國語”向蒞會的來賓和鄉親們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的感謝。並預祝一年一度的團聚日，在歡樂、温馨、團結的氣氛下，與往年一樣取得圓滿成功。講話中，他不忘感謝廿一年來為聯誼會默默耕耘、辛勤工作的理事及多年來一貫熱心贊助和大力支持聯誼會會務的鄉親。隨後，秘書長王璧琦上台宣讀北京先達校友會的賀信及向到會鄉親匯報“關於第八屆理事會組織架構的職務分工”問題，接着常務理事陳德華老師致辭並宣佈本次聯歡會的熱心贊助人士芳名錄，話畢與羅忠漢常務理事及全體理事上台向到會的來賓和鄉親們舉杯祝賀，敬祝大家身體健康、闔家幸福、萬事如意，並向今年會慶熱心贊助人士無私奉獻致以衷心的感謝。 一如既往，大會安排了豐富多彩的文娛節目、遊戲及抽獎助興。大家邊品嘗佳肴美食，邊欣賞精彩的文藝表演。節目有：以李志華、張宜昭老師親自指導的我會傳統節目印尼竹樂器(Angklung)演奏的《你就是幸福》和《印尼名曲聯奏》；林彩蘭老師精心編導的印尼馬達族歡樂舞蹈《Alusia》、新疆舞蹈《鈴鼓舞》以及其學生表演的芭蕾舞獨舞，並特別邀請蘇島愛群參演傣族舞《月光下的鳳尾竹》和先達鄉親的第二代海露娜小姐參演的印度舞《CHAGRA》；李志華、張凱怡倆爺孫的手風琴二重奏；我會嶄新出爐的女聲小合唱《外婆的澎湖灣》；顏玉英和林龍珠的女聲二重唱《今夜無眠》；男女聲獨唱：我們有幸邀請到僑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趙春琳女士為大家高歌一曲《我美麗的祖國》、先達人的好朋友、歌聲嘹亮具震撼力的名氣歌星鍾文先生以優美歌喉獻唱馬達歌曲《Situmorang》和名曲《夢》、歌聲美妙、台風一流的先達女婿石漢暉先生演唱的英文歌曲《Top Of The World》和《You Are My Sunshine》、我會新發掘的男高音歌手黃文輝演唱的《星》、還有吳秀如演唱的《帕米爾我的家鄉多麽美》、葉麗華的《春風吻上我的臉》等。文娛組精心編排了幽默詼諧的有獎遊戲《傳帽子》、《猜大小》和三次扣人心弦的大抽獎，將聯歡會推向高潮。十八個協調有序的演出，穿插着有趣的有獎遊戲及扣人心弦的大抽獎，鶯歌燕舞、歌聲繞梁、清耳悅心、感人肺腑，如此精彩的演出，給台下來賓和鄉親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報以熱烈的掌聲。數次的抽獎，也為幸運兒帶來了額外的獎賞，皆大歡喜。 午後三時，洋溢濃濃先達情的廿一周年會慶結朿了，大會曲終人散，我們不忘再次感謝無數不辭勞苦、任勞任怨，熱忱地為這次聯歡會出錢出力的台前幕后的理事和鄉親們。 感謝大家的光臨！廿二周年會慶再會！
印度大詩人泰戈爾有一句詩說：天空中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但我驕傲，我飛翔過。父親的一生正如泰戈爾的這句詩句所描述：他值得驕傲，他飛翔過。 9歲時，因為家貧，吃不上飽飯，父親跟着他的母親，離開廣東普寧老家，下南洋，去風下之國印尼的蘇門答臘島的小城先達，找他的父親和大哥。“出洋找飯吃”，是他離開老家時，寫在老家老屋門後牆上的一句話。 去印尼的途中，在馬來西亞檳城，我的祖母僅有的一點盤纏全部用完了，祖父在麻六甲海峽另一邊蘇島的勿拉灣，因為交不起人頭稅，不能立刻讓祖母和父親渡海過印尼，使得父親和祖母滯留在檳城一個月，那一個月的時間裏，父親每天都跑去碼頭瞭望，希望能看到祖父來接他的船。一個9歲的孩子，心中的惶惑和不安可想而知，而這段經歷深刻地影響了父親的一生。 到先達以後，他發奮讀書，試圖改變自己的命運。17歲，他就在蘇門答臘島先達的中華學校教書並當上學校的訓育長。 1942-1945年，日本法西斯發動太平洋戰爭，15、6歲的父親，在巴人（王任叔）、胡愈之的影響下，加入反法西斯同盟，投身地下抗日鬥爭。日本投降以後，他又投身于華僑民主運動。 1948年，19歲的父親跟我的母親一起，從印尼先達回國到香港，入讀達德學院商業經濟系。 1949年2月，香港達德學院被港英當局關閉，父親與53個華僑同學一起，在香港地下黨的組織下，乘輪船通過封鎖線，到達天津，轉道北平。 1949年10月1日，父親和母親一起，在北京天安門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 以後，他被組織上派送去讀蘇聯專家切爾特科夫教授的研究生，到中聯部工作，參加南方土改，回北京、又去四川重慶、到湖南、廣東……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 1958年，父親到湖南師範學院教書，他堅持教育傳道，解惑育人。創建了湖南師範學院政治教育系。他在湖南師範學院教書育人17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第一個作為湖南高校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關進牛棚，但是他堅持真理，理想不滅，不屈不撓，以自己的學識和大無畏的氣度，與指鹿為馬的強權做堅決的鬥爭。 1975年，父親調廣東哲學研究所；1978年上調中央黨校胡耀邦所創辦的《理論動態》，身為中央黨校教授的父親，曾在全國的報刊雜誌、內部刊物上發表論文30多篇，對民族問題、經濟特區的建設、中國社會的性質以及總結歷史經驗等方面的各類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得到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理論界人士的高度重視。尤其是為建設特區提供了理論依據，對國家的改革開放，做出了他的一份特別貢獻。 1985年，父親更是身體力行，帶着胡耀邦的“深圳特區華僑城”的題字，參與到創建華僑城的實際工作中，成為特區建設的開荒牛。他稱自己是“教書匠下海，趕鴨子上架。”在制定華僑城規劃、接管沙河企業公司、整頓深圳灣大酒店、華力紙箱廠；設計華僑城管理體制機構、解決華僑城的土地問題，探索企業政工新路，建設錦繡中華、民俗村、世界之窗，籌備建立暨南大學旅遊學院等項工作中，他以過河卒子的精神，頂住壓力，拼命工作。經過他和同志們的辛勤努力，過去的一片荒灘野嶺，變成了一個富有特色，稱譽中外的新城區！相信今天來送父親一程，跟他共同並肩戰鬥過的人，想起當年的那些日日夜夜，仍會記憶猶新，興奮不已。 哪怕是在退休以後，父親仍然筆耕不輟。他在年輕的時候就多才多藝，繪畫、書法、攝影都有相當高的水準，酷愛古典音樂，鋼琴、手風琴都拿得起。他在70歲後還學開車、學電腦，開照相館，用自己的雙手賺取自己周遊世界的旅費。他學車的故事可能有很多今天來的朋友都知道，車子買回來以後，他晚上仔細讀了一遍說明書，認為自己可以了，第二天早上他坐上車就照本宣科，發動車子後一踩油門，“嗵”的一聲，就撞到前面停着的車子上，結果新車還沒有買保險就撞壞了。不過最後他還是學會了開車，真正享受了3-4年自駕車的樂趣。到了最後的幾年，他用電腦打字，留下了好幾本自己的著作。就在去年，在我的協助下，他與北京大學城市學院，北大社會學系合作，完成了《創建華僑城的故事》口述歷史。他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這大概就是他長壽的秘訣。 父親的一生，經歷過饑饉和動亂，戰爭和各種運動，眾多的人生變故，無數波折、坎坷及驚濤駭浪。他在童年和青年耳濡目染的時代氣息，已經深深地溶入血液中。他的富民強國的理想，他想讓老家的鄉親和中國的百姓不用再餓肚子，不用再漂流海外的信念，他想消滅一切邪惡和暴力，註定了他在人生的各個關口的選擇，無論是讀書選擇專業，無論是在學校傳道授業，還是參與特區的研究，參與特區建設，他都義無反顧地選擇一條充滿荊棘的改革之路。他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了他的理想，而且給我們留下了眾多的精神財富。 他的一生，正如前面的這幅對聯所寫： 求真求善求美多元兼蓄 立德立言立功一氣貫通 父親的精神，永存！ 親愛的爸爸，今天，有這麼多的親朋好友和您的學生，從全國各地和海外，專程來送您；還有很多不能趕來的人，發唁電、發資訊、在報紙上發文章來紀念您；我們的媽媽也在天堂翹首以盼迎接您。您不會寂寞的，您的精神，會引領著我們後輩繼續奮進！親愛的爸爸，您安息吧！ 最後，我代表我的父親和家屬，感謝各位來送父親最後一程，謝謝大家！ 王燕妮
錦繡中華縮微景區。(作者供圖) 八月二十八日傍晚，細雨蒙蒙之中傳來了謙宇先生仙逝的消息。二○一六年九月，八十八歲高齡的謙宇先生來嶺南大學參加達德學院創辦七十周年紀念會時，是那樣風度翩翩、神采奕奕。沒想到僅過了兩年時間，他就離我們而去了。 達德學院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共和民主黨派在香港屯門創辦的一所新型大學。王謙宇先生曾在該校商經系就讀，是一位傑出的達德校友。國家的改革開放，有他一份特別的貢獻。他不僅給予理論支持，還身體力行參與其中。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以後，在中央黨校任教的王謙宇教授曾在全國報刊雜誌或內部發表論文三十餘篇，其中有關民族問題、經濟特區建設、中國社會性質，及總結歷史經驗等若干篇，曾經受到中央領導人和理論界的重視，並在撥亂反正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起過積極作用。例如，他在《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區建設問題》的論文中，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特區的性質和意義，提出建設特區的理論根據，即採用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他還提出了加快特區建設的幾點意見：解放思想，統一對社會主義國家特區建設的認識。堅定不移地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做好全面的科學的特區建設規劃。建立完善的特區管理體制，提高管理水準。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兩次對該文做出批示。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寫道：「這個材料對中央同志從理論上、方法上思考問題很有幫助。」同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又寫道：「此文材料豐富，觀點也可取，建議送小平、陳雲、先念、紫陽，書記處書記及有關副總理一閱。」讀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區建設問題》等兩個材料後，福建省委書記項南於同年六月二日寫信說：「材料，我一口氣讀完了。對於有各種各樣議論的特區，特別需要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加以探討，加以試驗，可以不誇張地說，兩份材料比投資還更重要。」「你們在那裏吶喊，對新生事物的成長將會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王謙宇不僅在理論上為經濟特區吶喊，還身體力行參加特區建設。他戲稱自己是「教書匠下海，鴨子上架」。一九八五年，他被調往深圳特區華僑城建設指揮部、華僑城經濟發展總公司任黨組書記、指揮部副主任、總公司副總經理，香港中國旅行社集團董事副總經理。在制定華僑城規劃，接管沙企，整頓深圳灣大酒店、華力紙箱廠等企業，設計華僑城管理體制機構，解決華僑城土地問題，探索企業政工新路，籌備建立旅遊學院等工作中，他以卒子過河的精神拚命工作。經過他和同事們多年的辛勤努力，一個原來地圖上沒有的華僑城屹立在特區的土地上，過去的荒灘野嶺變成一個富有特色、稱譽中外的新城區。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年，華僑城引進項目六十八個，協議總投資十三點一七億港元，其中引進外資七點五五億港元。六年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四十四點七一億元，其中出口產值三十二點二八億元，佔百分之七十二點七。六年累計出口創匯九點六四億美元；實現銷售收入六十八點三七億元。六年累計共接待遊客一千零五十八萬人次，其中一九九一年四百二十八萬人次。王謙宇為華僑城經濟開發區的建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這裏有王謙宇先生等無數改革開放先行者的貢獻。人們會永遠懷念他們。願先生一路走好。
王謙宇為黨為國的事跡，不是一筆可以帶過的，也不是這篇悼文所要陳述的。 王謙宇在先達的二三事，也許瑣碎，卻在先達故人群中，難忘難忘。 在先達當年“紅藍斗争”中，藍派最忌諱的是王謙宇高傲的頭，他總是昂首闊步勇往直前。 當年先華學校，附設初中班，初中班人才濟濟，王謙宇是其中最出色的人傑。他當年是學生自治會的主席兼宣傳股，每個星期六晚上，他主持“同樂會”，歡笑一堂，中華學校學生自治會主席李國海有一次也趕來同樂，表演了一齣潮州話的“單口相聲”，只記得頭一句：“大狗兄”。王謙宇在先達的老家，是我老家的隔了兩家的鄰居。 王謙宇和鄭欽美等青聯會幹部回國，在香港達德學院進修，把先華學校學治會宣傳股的擔子交給我，可惜我只主持了一次，就因為日治時代到來，先華學校結束。 最後一次見到王老師，是在去年的先達聯誼會會慶的會席上，我前去見他，他一見我就打了個招呼：“淑明”。從此成為了記憶。 王謙宇，我的老師走了，王老師是好。 每年王老師先寄來元旦賀卡，還贈我好幾本著作，從今年起，不再收到了。 王老師，雖然只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的學生，絕不會有損他立德立功的光輝。我蒙他贈送的巨著，有厚厚的兩本，一本是《赤道線上》，一本是極其珍貴的《落落的步音 王謙宇書信殘箋》。更為珍貴的是在《赤道線上》，王老師親筆提下的“淑明 秀蘭小友 謙宇2008年12月”。還把我寫的《王謙宇老師在先達的日子》榮幸地附錄在內，是唯一的小友寫下的往事。 十年前的贈書，十年後緬懷。
赤道線上的王老師，青春年華，二十來歲，摘抄的1946年12月至1947年12月的一年日記，少不了黃妙珍老師的身影。 這一年的日記，王老師說：「篇幅不大，記事甚多」。潺潺清流似的往事在「像一闋闋音樂的美好旋律」給讀者解讀深深先達情，加上一串長長故人的名字，立體地再現了六十年前老先達和老先達的人情風物，開卷如入時光隧道，重返當年，已經了無痕跡的中華學校、職工會、青年會、肥皂廠、韓江同鄉會，以及巴人曾經住過的「林芳標茶莊」(即「華芳」)及民盟先達分部，重現眼前，歷歷在目。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一記，似乎是瑣碎零散的「流水帳」，其實比叙述散文更真實、更生動、更感人，具體地再現了六十年前先達的每一天，極其珍貴。
先達山城，湍急的河水長流不息，翠綠的青山環繞城區，山山水水，風光旖旎，地靈人傑，而境况卻不斷變遷。 早期荷蘭殖民主義者侵略統治整個印尼，從這塊肥沃的土地奪去了無數的財富。華僑較多居住在城區，勤奮困苦謀生，岌岌不可終日。印尼百姓多數在種植橡膠、棕櫚、茶葉等園地艱難勞動生活。 漫長的歲月飛速奔馳，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者1942年3月侵占了先達市。時局翻開了新的一頁。 日寇在先達實行野蠻軍國主義暴政，到處橫行霸道，瘋狂搶掠，弄得民不聊生。愛國民主進步青年遭受逮捕、迫害，被迫奮起組織“蘇島華僑反法西斯同盟”(簡稱“反盟”)。巴人(王任叔)和劉岩兩位先生從上海南下輾轉抵達先達，指導“反盟”的成立工作。由於王桐傑叛變，抗日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日寇在白色恐怖下狠毒搜捕抗日志士。先達青年不畏強暴，繼續傳閱進步書籍，刻印《前進報》，互通抗日時勢，創辦隱蔽肥皂廠幫補斗争經費……在緊急危險的情况下，為保護領導蘇北抗日斗争的巴人和劉岩兩位先生，積極負責聯絡抗日志士工作的黃文泉，安排妹妹妙珍擔負伴隨、躲避、轉移兩位先生的工作，成功躲過日寇的兇狂追捕。戰争冷酷無情，多少先達群眾和愛國民主斗士在日寇大逮捕的“九二○事件”後，仍然英勇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先達華僑凱歌響徹雲霄，歡呼慶祝勝利之聲雷動。先達又走向新的一頁。 日本投降後，印尼全國人民掀起民族革命運動争取獨立。荷蘭殖民主義軍隊依附“聯軍”重返棉蘭，設立營部企圖撲滅革命烈火。 印尼人民聚集組成革命軍隊，反抗荷蘭的入侵。荷軍占領區和印尼革命軍隊守衛區形成對壘，雙方各守陣地，水火不相容。在此時局下，多個僑胞團體像雨后春笋般紛紛成立，全部參加到先達愛國民主賢達、著名人士和積極分子組成的華僑總會。總會負責聯絡印尼政府，辦理僑民的各種事務，包括學校行政經濟支出的管理。當時華僑都堅决支持印尼民族争取獨立斗争，僑胞和印尼人民的關係非常良好，安居樂業，生活安定。僑胞的政治活動，印尼政府和人民都不干涉。僑胞也經常參加他們組織的大型群眾集會。當時愛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婦女聯合會、職工聯合會等的總部都設在棉蘭荷軍占領區，政治活動非常不方便，重要會議都安排到先達來舉行。著名愛國民主運動的領導者王任叔、胡愈之、鄭楚雲、邵宗漢、劉岩、沈茲九等曾經在先達指導過許多僑團工作。先達人豁達、重情義、好客、友好、團結、進取，積極支持正義斗争的優良傳統聞名遐邇，獲得蘇北“延安”的美譽。 荷蘭殖民主義軍隊1947年發動臭名昭著的“警衛行動”，先達境况起了變化。印尼革命軍往南面山地撤退，僑胞中多位青年志士跟隨，參加印尼革命軍的抗荷英游擊戰。在先達市區，荷殖民侵略者扶持華僑中的親荷份子，奪取中華學校行政管理權，指派當時來自國內的學棍當校長，開除學校進步老師，鎮壓學生進步活動，甚至逮捕辦學生壁報的編委，開除思想進步的學生，把學校搞得烏煙瘴氣。學生反抗校方反動治理學校的行動浪潮汹涌澎湃，反動派陷入十會狼狽的狀態。然而荷蘭畢竟是先達的統治者，愛國民主人士只好改變策略創辦自已的學校。歷史的巨輪向前不斷奔馳，印度尼西亞共和國1945年8月17日宣告獨立，先達又開始走向另一次光輝燦爛的歷程。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先達的愛國僑領、進步青年成立了華僑總會、青年會、婦女會、職工會等，奪取了中華學校的領導權。以鄭子經校長、陳麗水訓導主任為首組織了進步的老師隊伍，學校迅速復課，巴人（王任叔先生）擔任最高班新慧級的語文老師，宋良贊任春潮級班主任，王謙宇任少先級班主任，李國海任民主級班主任，鄭欽美任海燕級班主任，學校也成立了學生自治會。你是主席，我負責體育部。 也忘了是誰的建議，要組織籃球隊去棉蘭比賽，要求是：1.騎自行車去棉蘭2.全體隊員要剃光頭(其實是陸軍頭)，名稱是光頭籃球隊。你是老大哥，又是主席，全聽你的。在你的帶領下，我們騎車沿着先達到棉蘭的公路出發，成員有文欽、我、修庚、清來、泗會、順發、承和、華堅九人。一路上我們排成長蛇陣按序前進，唯恐爆胎，半路上見有水渠，便會停下來浸泡車胎，經過九個小時努力，終於到達了距離先達128公里的棉蘭。棉蘭青年會負責人謝章儀接待了我們，讓我們在會所歇息，晚上進行了一場籃球友誼賽 (當時蘇北青年總會未成立) 。 次日我們繼續騎車回先達。當年大家年輕力壯，騎車不覺累，但因屁股磨擦多了，還是有些疼。看看“先達照片”的光頭隊照片，老兄，他們一個個都走了，只剩下我和你兩人，望保重。 一九四七年，荷蘭殖民主義不甘心退出他們統治了三百多年的印尼，於是發動了“警衛行動”，重奪統治權。 他們發動進攻先達那天，我們正在上課，眼見荷軍軍機向地面掃射，不久他們身着虎皮衣的“尼加”兵進駐了先達大街，士兵多數是安汶人，他們見印尼人便開槍，對華人無敵意。我們這些學生趕緊沿着“五腳基 ”走回家。當時你還背着年幼的宜昭回家，她二哥在文章中提起此事。 荷蘭殖民者回朝後，便替國民黨奪回中華學校的領導權。反動的董事局和黃校長先是開除了廿幾位進步教師，接着開除了學生自治會的十一位執委，主席是黃文和，執委中年齡最小的才十四歲，引起社會上廣大華僑對學校當局不滿，這就是先達中華學校學潮。 一九五三年，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何香凝是主任，廖承志副主任）及全國體育總會邀請印尼華僑球隊回國觀摩學習。（包括男女籃球隊、男子排球隊、乒乓及羽毛球隊）。球隊的組成由我國駐印尼總領事館及椰城僑總籌組。在五十一名球職員中我有幸與盧華昌被選為蘇北籃球隊代表，民禮的李月來先生為體育工作者。本來打算參加在天津舉行的全國五項球類運動大會，因改乘郵輪到香港轉火車北上，抵達天津時已經遲了，無緣參加比賽。中僑委安排我們到華北、東北、華南和大城市參觀遊覽。體總又安排我們與地方球隊進行比賽，相互切磋球藝，提高技術。從天津先去瀋陽，我們參觀了瀋陽古都以及重工業如鞍山鋼鐵廠、撫順露天煤礦，還有旅順、大連港等。你和林少青、張少雲在師範學院學習，我們相約見面，還約了民禮的許紅李、許年同等，我們球隊的盧華昌、李月來、陳惠成，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照片登在《先達照片》）。你還記得我們的老同學李婉玉嗎？她的先生許年更就是年同、紅李的哥哥。他們夫婦在民禮積極搞農運和中印友好關係工作，一九六五年，被反動當局殺害。 到了上海，約了少棠、清香、迪岩在和平飯店見面，大家都是青梅竹馬的老朋友了，隔了幾年能在上海見面，格外高興，當然要合照留影。當時我己知道少棠姐與清泉兄的關係，但不知道你和清香的情侶關係，你們還真保密。 我們一路南下福州、廈門，轉去廣州，但因印尼新內閣政府未批准我們回印尼，訪問完廣州，一路北上武漢，然後到北京等候回印尼的消息。 在這期間，最難忘而感到光榮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凱旋回國，我們籃球隊與志願軍英雄們在北海體育場舉行了一場友誼賽，就在這時候，我與從朝鮮回國不久的鄭欽美老師見了面，他已任職於外交部。 一九五四年一月，經我國政府與印尼政府交涉，球隊全體球職員可以回到印尼。回到先達我繼續在華中擔任體育主任一職。 正在這一年，毛主席號召全國人民“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在全國推行了配樂的廣播體操，並出版了《新體育》月刋。 當時你還在學習期間，經濟條件不好，但你省吃儉用，每個月給我寄來《新體育》，如此堅持了近兩年時間，豐富了我的體育知識，為開展先達的體育活動作出了實際的貢獻。 班尼街的華僑中學，在華總領導下，建起了大禮堂，兩排的教室，還有阿答屋的宿舍。寬濶的場地凹凸不平，地上很多石頭、樹椿。在鄭校長帶領下，全校師生平整土地，因地制宜的平整二百米跑道，挖了兩個沙坑，建了四個籃球場。平整了的場地是每天校長訓話與廣播體操的好地方。每天下午放學後，籃球場上許多學生在搞訓練活動，晚上有先達羽毛球隊精英在禮堂訓練。韓友體育場更是先達球員與群眾在黃昏相聚的好地方，先達體育運動如此蓬勃發展，衷心感謝你的支持。 可以告慰你的是：別看小小的先達山城，她卻培育出了好幾位省級國家級運動員，如洪鼎山、符大進、梁啓徽，傅漢洵，還有李遠輝是印尼國家隊隊員。印尼蘇北省級運動員也有好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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