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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故事 谁还记得你(邱学清)

2019-7-16 11:2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0| 评论: 0|原作者: 邱学清口述

摘要: 引1959年,第一次走進內蒙古的大興安嶺,我被這浩大的原始森林震撼住了。與別人不同的是,我是從印尼回國的僑生,在印尼見到的樹木都是熱帶的闊葉植物,而這裏是清一色的針葉林。更不一樣的是,從小就沒怎麼出門的人 ...



1959年,第一次走進內蒙古的大興安嶺,我被這浩大的原始森林震撼住了。與別人不同的是,我是從印尼回國的僑生,在印尼見到的樹木都是熱帶的闊葉植物,而這裏是清一色的針葉林。
更不一樣的是,從小就沒怎麼出門的人,卻幾乎跨過半個地球,從熱帶來到了寒溫帶,在這裏開始自己新的人生……
01
邱學清/男/印尼歸僑/現年84歲/退休前任職于福建農林大學,父母都是福建龍岩人,在我們這些孩子都沒出生前,他們倆一起來到了印尼,落腳在先達市。
大姐二姐出生後,我也來到了人世,之後妹妹弟弟也接二連三出生,家裏的兄弟姐妹共有11人,加上父親母親,一家共有13口人,而全家的收入僅靠父親一人,他不僅要供養全家人的生活,還“一個不落”地讓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學讀書。而他的工作僅是在先達華僑總會裏擔任“文書”,其他的時間,他在一家華人運輸公司裏兼做會計。
每次想到這裏,都會對父親心生敬意,也能體會到父親的那份壓力和重責,而他從來不在家人面前流露出任何的苦楚,留給我們的是他的平靜和穩重。也是在這種氛圍下,每個孩子似乎都很早懂事,能回報的就是我們好好讀書,取得好成績,得到好評價。
也不知為什麼,自己不知不覺讀完了小學,初中也很快畢業,這已經是先達這個城市華文學校的“最高”學歷了。如果還要讀高中,那就得到離先達100多公里的棉蘭市讀書。
棉蘭是印尼蘇門答臘北部的省會城市,在當時整個地區只有棉蘭才有華文的高中學校,而且有幾所高中學校,但父親為我選擇了華僑中學這一所學校,考慮的是這所學校是一所擁護新中國的進步學校。
02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印尼華僑社會因此也發生了變化,許多華僑社團紛紛“易幟”,站到了擁護新中國的隊伍中。受此影響,社團之下的華文學校也改變了政治立場,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是“紅色”,棉蘭華僑中學則是蘇北地區最為典型的愛國進步學校。
學校的新式教育,讓人們如沐春風,同時,“祖國”的感念深入人心。在這所學校裏,教材是從國內來的,教學流程是國內的,課外的讀物也是國內的,甚至流傳的歌舞也都是國內的。也是到了棉蘭華僑中學後,覺得中國不僅是自己的祖國,也是人生的方向,更是自己的歸宿。
其實,高中還沒畢業,我就對父母提出回國的想法。雖然他們覺得我是家裏的大兒子,理應“輔佐”父母,承擔大哥的責任,但最終還是同意我回國的請求。
也許我想回國的目的與比別人還有些不一樣。畢竟到了高中的這個年紀,更懂得父母要養育11個孩子不易,如果我能回國的話,多少能減輕父母的經濟壓力。哪想到,我的這種想法,不知怎麼地也“傳染”給了妹妹和弟弟們,在我回國後的第二年,二妹妹也回了國。第三年,又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跟着回國。
03
1954年,我終於登上了回國的輪船,離開的那天,父親和母親都到了棉蘭的勿拉灣碼頭送我上船。也許是父母一起為我送行,這讓我感到有點緊張,畢竟這次的“出門”,不是以往從先達到棉蘭的這樣的距離,而是“遠渡重洋”回到自己的祖國。
我們回國比別人早,有着更多的選擇空間,所以一到廣州,我們就集體提出要到北京,而且申請很快得到同意,於是我們一起乘坐火車一路北上,向着首都前進。
當時中國長江上沒有跨江大橋,火車都是靠駁船運抵對岸,當我們到武漢時,正遇上長江發洪水,輪渡被迫停開,我們只好在車上等了幾天,但最終我們還是來到自己嚮往的首都北京。
在北京華僑補習學校,我們只有不到一年的補習時間,所以學習格外的緊張,但我還是擠出時間,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名勝古跡,天安門廣場是我最愛去的地方,因為它已深深地印在了人們心中,尤其是我們這些華僑學生,把它視如神聖,能親眼看到天安門城樓,無疑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每逢國慶等節日,都有很多愛國華僑被邀請到北京參加觀禮活動。期間,還安排僑領與我們僑生座談交流,看到他們就如看到久違的親人,感覺特別親切,重要的是每次這樣的交流活動,都可以有一次不錯的飯局。
04
經過一年的補習,我順利地考上了北京林學院,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了內蒙古林學院當老師。
那時內蒙古林學院剛組建,校址設在內蒙古的札蘭屯。札蘭屯是一個小縣城,說是縣城,不過更像一個人煙稀少的小鎮,就是因為它身處大興安嶺,四處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所以學院就設在這裏。
在見到大興安嶺前,在北京林學院讀書時到過小興安嶺實習,所以對北方的森林並不陌生。但不一樣的是,現在的我已經是一位老師,進入的森林更大,時間更久,尤其冬季這裏非常嚴寒,這對於從小生長在熱帶地區印尼的我來講,更是一種歷練。
當時一起分配到內蒙古林學院的歸僑有3人,但到最後只剩下我一人留下來。到了後來,自己也覺得奇怪,畢竟自己一生都是“書生”,卻能“吃苦耐勞”,這可能源於自己的體質好,也可能源於思想單純。
如果不是後來父母因為印尼排華回國,我就不會提出調動工作到南方與他們團聚請求。因為幾個妹妹都在杭州工作,所以父母回國就到了杭州。那時我也想到杭州,但卻只能到了福建,幸好福建與浙江相鄰,探望父母也算方便。
05
從我第一個回國後,家裏人“分批分期”也都回到了中國,全家人就剩小妹妹一人留在了印尼。至於是什麼原因讓她不想回國,誰也說不清,幸而她經歷過排華浪潮後,能幸福的生活到現在。
2013年,印尼的妹妹“邀請”我到印尼,順便參加“世界先達聯誼會”的活動,於是,我帶着全家回到了印尼。這趟的旅程,對於我來講是一次“重溫”,匆匆的人生,一晃就是59年,但所有的記憶都清晰地留在腦海裏;對於妻子與孩子們,他們也是另一種“重溫”,因為在我們共同的生活中,少不了我給他們講過的印尼故事。
也許這半個多世紀發展速度的不同,在我的眼裏,印尼還像從前一樣;而在妻子和孩子的感覺中,中國的確比印尼更現代化一些。但這些都不影響我們對這裏的熱愛,尤其當我們走在先達獨立街(MEDEKA)時,心裏更是一番感慨,因為這條先達最大的街道,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的生命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轉眼自己就成了84歲的老人,平日家裏就只有我和妻子兩人,安靜的時候,我不時地會回憶自己走過的路程,思緒時而在先達,時而在棉蘭,時而又飛躍到了北京,飛躍到大興安嶺。
人生或許就是這樣,你記着她,誰還記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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