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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岁月:《印尼語漢語辭典》與父親

2018-9-10 00:04| 发布者: zjj| 查看: 585| 评论: 0|原作者: 迎 建|来自: 《先华校友通讯》25期

摘要: 沧桑岁月 《印尼語漢語辭典》與父親——僅以本文獻給曾為「詞典」作出各種貢獻的棉中的學長們和各界人士,並告慰在天之靈的父親 迎 建 記得那是六十年代的一天,父親興高采烈的帶著一大摞的書回家來,他在中間取 ...
 沧桑岁月
                               《印尼語漢語辭典》與父親  
              ——僅以本文獻給曾為「詞典」作出各種貢獻的棉中的學長們
                               
                                     和各界人士,並告慰在天之靈的父親                     
                                                         迎  建    
 
       記得那是六十年代的一天,父親興高采烈的帶著一大摞的書回家來,他在中間取出一本説:「這是送給你們兄弟姐妹的。」
      那是一本深綠色封面的書,約二寸厚,上面印著金色的《印度尼西亞語漢語辭典》,打開封面,扉頁上寫著:陳楓、黃鳳合編。
      我們驚奇的問道:「這是爸爸和媽媽寫的嗎?」爸爸高興的笑著點點頭。從此,這本書就一直跟著我們北上南下,歷盡人生歲月。
      這本辭典誕生至今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舊的拼音已經不再沿用,但她泛黃的內頁卻承載著父母親的心血,承載著許許多多沒有留下名字的人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給予的鼓勵、支持和幫助。
   
       五十多年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在日本投降和擊破荷蘭殖民者捲土重來的美夢後獨立了,獨立使得印尼文替代荷蘭文成為官方語言。而在棉蘭,這個名為「戰場」位於蘇門答臘島北部的印尼第三大城市,聚居在那裡的華人和印尼大多數地方的華人不同的是,他們大多是第一或第二代的中國移民,他們當中有一些是作為開墾種植被賣來騙來的「豬仔」。來到了異國,但仍各在自己鄉親圈裡用自己的方言,那時候在華人之間流通的是已經夾雜許許多多當地語言的具有特色的閩南語,真正懂得說和寫流利印尼語的華人不多。
       隨著政治文化生活和溝通的需要,隨著印尼文的地位的提高越來越顯著,學習印尼文越來越顯得重要和迫切。當時在報社工作的父親就曾因需要而從中文版調到印尼文版(革拉雅旦)當編輯。大量的新聞和時事的報導在從事新聞翻譯和印尼文教學的工作中經常都需要大量的翻譯工作渴望可以得到一本比較詳盡、編排清楚的印尼語漢語辭典。
      同時,文字上的工作更比口頭上要求嚴謹和準確,不能含糊其詞。母親也因為印尼文成為學校主科,但學校又缺乏印尼文老師,她從教數理化轉為教印尼文。但是當時卻沒有一本較為完善和新穎的辭典,有工具書,能夠找到的印漢詞典因出版年期已久加上內容也比較簡單。印尼社會的很多新的詞句和用法都找不到。
      父親為繁重的翻譯工作惆悵,在棉華中學教印尼文的母親也經常因為沒有一本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學習印尼文的辭典煩惱。當時只有兩本印漢辭典,一本是由李毓愷在一九三一年編的(印尼中華大辭典)和包思井編的(印度尼西亞語辭典),但是已跟不上日新月異的語言和社會的發展,因此得到一本有相當詞彙,內容新穎的印尼語漢語辭典就成為他們夢寐以求的最大願望。
     在一年又一年失望的等待和找尋下,他們就興起了一個自己動手編輯一本印漢辭典的念頭。正好在一九五三年印尼出版了一本《印尼語詞典 Kamus Bahasa Indonesia)。這本印尼辭典在當時以其豐富的詞彙、合理的編排、新穎的內容,給了父親一個很大的啟發和靈感。父親認為與其苦苦的等待,還不如自己動手編寫,於是開始了以這本新詞典作為藍本,和母親一起動手編輯起印尼語漢語辭典。
     五十多年前,那是一個沒有電腦,物資貧乏的年代。我曾經十分好奇的詢問過父親,是如何將這麼多的詞語集中起來,按字母順序作合理的編排。當時沒有電腦,只有老式的手動的打字機,只要打錯或寫錯一個字,可能就要重新打過或重寫一遍。父親把白紙裁成大小一樣的片卡,用一張卡片一個詞彙的方式,一個字、一個詞的抄寫翻譯,查找能夠準確表達每個詞句的詞彙,一次又一次的不斷的取捨、增加、補充、修改、逐字逐句的推敲、斟酌、核實,尋找資料和參考書,有許多詞彙和習慣用語需要請教有關方面的印尼朋友,找出其最適當最貼切的解釋,很多朋友都給父親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在整個編寫的過程,父親也不斷努力的提高自己的印尼文。為了提高自己的中文水準,爸爸還去參加廈門大學函授學院中文系學習。在當初步的收集翻譯工作完成後,就靠著一部打字機,把卡片上已經翻編好的詞彙逐字逐句地把印尼文部份打上去,但中文部份就只能用手一字一句的抄上去。
       編辭典的工作確實很適合父親,除了專業的知識外,需要的是認真、謹慎、細心、耐性、努力和堅持。父親經常跟我們說那個推敲的故事,是「僧敲月下門」,還是「僧推月下門」,結果只要一說到推敲,我們就會異口同聲的念出這首詩。我們經常可以見到父親為了一個詞一句話,雙眉緊皺、全神貫注、手指前後搖動在空中比劃、口中念念有詞,酷似賈島詩中那位不知推門好還是敲門好的月下僧人。
     一箱箱的卡片伴隨著一箱箱的心血就是這樣從無到有地建構起來。父親和母親的餘暇就在這一箱箱的卡片紙中度過,我們的童年歲月也伴隨著父親的雙手,在那滴滴答答的打字聲流過中跳躍。看著父親在鍵盤上行雲流水般的打字工作,聽著熟悉的打字機到位時的鈴聲和轉行卷紙的「隔肋」聲,我們會按捺不住那種躍躍欲試的野心,往往虎視眈眈的待在一旁看他工作,然後在他離開打字機時像箭一樣飛上前偷偷的往鍵盤上面敲打,結果是給在塗改液改錯帶發明之前工作的父親增添好一陣子的忙亂,並下達了眼看手勿動的禁令。
 
      現在每當我敲打著電腦鍵盤,輕鬆自如的輸入資料和修改文章的時候,就會想起當時的父親,想起他怎麼可能在那樣原始的條件下,只用他那比別人多一點的堅持和執著,在他擔負大量報社和社會工作的同時,只是用工餘的時間,下這麼大的決心和勇氣來開始和完成這項繁重的工作;也經常會想起那些在當時用愚公移山精神利用課餘和假期時間幫助父親和父母親抄寫辭典中文部分的棉蘭華僑中學十八組的一班學長們。
     父親在棉蘭華僑中學任教的時間並不長,只有一個學期,但他曾經任教的十八組的學生們卻給予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協助。知道父親正在編寫辭典,知道父親需要幫忙,他們只是想可以為這本辭典貢獻力量,有的哥哥帶著弟弟,有的同學帶著朋友,校內的帶著校外的,一個帶一個的在放學後,在假期時,主動的來到我們家,來到父親的工作身邊,在家裡吃飯的桌子上擺開了抄寫的工作。對這些支持和協助,就是在事隔五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經常牽動著眼眶中春霧的湧現,仍然緊緊的拉著心中那根連著淚腺的神經。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相信父親不可能在當時的條件下只用四年的時間完成這個艱巨的工作。
     爸爸總是經常提到「那些同學們」,提起他們,讓我印象很深。我經常詢問父母親,他們是誰?有他們的名字嗎?能找到他們嗎?一次聽母親說在香港校友會聚會時,曾遇到了一位當時曾參與幫忙抄寫的同學,但因為當時人太多,母親沒有顧得上來得及讓他留下聯絡方式和名字,這事讓我們大家覺得都懊悔不已。
     所以,當二OO六年四月在棉蘭舉行的校慶六十週年大會上見到當時曾經也有參與抄寫工作的林得勝老師時,那種興奮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從得勝老師那裡我知道了他們當中有劉漢輝,有林天賜,相信還有其他的學長們,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找到所有曾經給予這部辭典極大幫助和支持的學長們(雖然他們有的已經不在了),向他們道聲謝謝。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無私協助。在當時的條件下,這部浩大的工程肯定不可能用短短四年的時間完成。
    
      這本辭典完成後,要找到出版社出版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開始接洽了香港的一家書局,但因為他們對印尼語漢語辭典這類工具書的市場沒有信心而膠著。中國駐棉蘭領事館的劉慶有領事知道後主動在回國時把文稿帶到了北京,交給了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當父親被邀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時和北京商務印書館簽下了出版合約,為瞭解當時父親還居住在印尼的情況,解決聯繫上的困難,商務印書館委託北京大學來完成最後的校對和審搞工作。
       一九六三年,這本辭典終於在許許多多人們的關切和支持幫助下出版了。開始商務印書館擔心銷路問題,第一版深綠色封面的,只印了七千七百本,但很快就銷售一空。接下來又很快就印了第二版,那是米黃色封面的。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商務印書館也曾再出版,那是深紅色的封面。
      這本辭典對父母親來說,就像他們的孩子一樣,他們知道孩子有很多的缺點,有許多的不足,並希望可以不斷的將他完善。從他誕生的那天前,父母親就不斷在努力進行修訂和補充,當發現有新的或遺漏辭的辭句時,往往像發現新大陸如獲至寶似的欣喜若狂興奮不已,並立刻把它寫進卡片中。為了提高專業水準,當印尼共和大學在棉蘭的分校開辦時,他和母親就開始每晚在工餘之後在那裡從印尼語的起源,梵文、爪哇古文、阿拉伯文開始,對印尼語更深入的研究和學習印度尼西亞語文系以提高專業水準。
 
     不幸的是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六五年的政變排華事件進而中印斷交,從離開印尼回國又碰上文化大革命。雖然父親把一大堆的修訂和補充資料包括卡片和已經抄寫好的文稿帶回國,但也只能和那部在當時會被誤為特務發報機的打字機一起收在箱底達十年之久,直到七七年去北京大學參加「新印度尼西亞漢語詞典」的編輯工作時才得以重見天日。
      看著父親留下來的一大堆各式各樣的詞典和一盒盒還躺在裡面的寫著文字的卡片,我看到的是父親未圓的夢。歷史似乎跟他開了一場很大的玩笑,即把他引入印尼文的世界,缺又在他把所有的精力投進去時,來一場文化大革命和中印斷交的交響亂曲,把他完完全全的隔絕在印尼文的世界之外,成為橡膠廠裡搬著沉重布團在長型車間來回走動的平布工人。雖然父親總說很多人比他的際遇更差,他不算什麼,但從他經常凝重,經常喃喃自語地說人生有多少十年,經常像從隔世塵夢中蘇醒的神情可以感覺到他心中那壓抑著的苦澀、無奈、焦急和鬱悶。
      到澳門後,為了生活,他也只好放下他心愛的辭典。不過當在印尼的親朋好友問他需要什麽時,他要的總是印尼的舊雜誌(要舊雜誌也只因為他不想親友們為他的要求破費),他仍然習慣在閱讀這些雜誌並在發現新的詞彙時順手就寫起來放在卡片上,他仍然習慣的在遇到不懂或意思含糊的詞句時,翻遍家裡所有的中英印各式各樣的詞典去尋求準確的答案。但他慵懶的女兒在遇到不懂或不肯定的詞句時,最經常的習慣是找他要答案,雖然他總是在給答案時苦口婆心地要我去翻查字典,說「字典是最好的老師,只有認真的翻查字典,才能真正掌握一個詞句所有的意思」。但我總是把他「去查字典」這句他通過多年學習多年累積得到的寶貴心得當成笑話去調侃他。我總覺得他會永遠在我身邊,只要我有問題有困難,他就會幫我解決。而直到我失去他這本「字典」時才發現他這番話的深層意思。
     人生歷程中的無法逃避的各種各樣的大環境小問題,使他無法讓他那孩子般的印漢辭典越來越完美,也讓他離開愛恨交織的第二故鄉越來越遠,而我這個在學問上不求甚解的女兒,根本沒有專業能力去幫他圓夢,這些恐怕是他離去時所無法釋懷的遺憾和悲哀,也是至今仍留在我心中揮之不去的酸痛。  
                                        
    摘自《文苑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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