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侨故事： 谁 还 记 得 你 ——转载自《福建侨报》 2015-11-10  孙子在美国出生时，我和妻子去帮忙，现在孙子大了，我们每周与他们用ipad视频见面，孙子见到我们很高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一直记着我们。 当年我从印尼回到中国，与家人的联系靠的是信件来往，有时一封信在路上要半个多月时间，但不管怎样，我一直记着家里的每个人，记着父母熟悉的脸庞…… 一 印尼亚齐的哥打占尼县城，不过是一条街，在这条街上集中着几乎都是中国人开的商铺，街头到街尾不过是几百米的距离，出了这条街，就到了城外了。 哥打占尼是一个平原，四周是不高的群山包围着，县城里的大街不过是亚齐通往棉兰的公路，虽然哥打占尼属于亚齐省，但却离棉兰很近，父亲他们做生意多是跑到棉兰，毕竟棉兰是北苏门答腊首府，是印尼第3大城市，这里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不过从哥打占尼到棉兰有200多公里路程，行车要7个多小时，但大家都爱到棉兰进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也占领了哥打占尼，并且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关到了他们设立的地方，平时允许人们进出，但见到站岗的日本士兵必须鞠躬敬礼，如果没有必杀无疑。 为了震慑当地人，日本人抓了几个参加过抵抗的荷兰人，当众枪决。其实他们更想绞杀所有的中国人，于是在集中营的附近偷偷挖了一个巨大的坑，以备掩埋尸体，但没想到二战很快结束，他们屠杀的计划来不及实施。 哥打占尼在被占领时，街上的店铺都被日本人征用，用于储存粮食。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要深入内地200多公里占领哥打占尼的原因，因为这里盛产大米，而粮食是日本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质，这就成为了侵略者觊觎哥打占尼的原因。 二 哥打占尼有一所华文小学，小学很小，一间教室里有不同年级3个班上课，学校的老师很少，连校长都要给大家上课。 父亲就是一个埋头做事的人，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养活我们一家几十口人，而且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读书写字。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除了我们14个兄弟姐妹外，还有3个叔叔的3个家庭，以及祖父母们。 在印尼做生意的人，怎么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战争、动乱、排华等都让做生意的中国人吃尽了苦头。但像父亲这样的生意人，很少怨天尤人，而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就像丛里的小草一样，风雨过后，又能直起腰杆，迎接阳光。 廖世荣（前排右2）在印尼棉兰中学当老师时，带领学生外出旅游。 小学毕业后，我选择了到棉兰读中学，当时棉兰有两所不同政治倾向的中学。其实当时我们并不知政治，只是有人告诉我，棉兰中学是爱国的学校，而我就是冲着“爱国”两个字，选择了这所学校。 海外华侨对祖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尤其是新中国成立，那种爱国的热情就像被点燃的干柴势不可挡，而棉兰中学把爱国作为最主要的事情来做，而这种热情都发至真实的情感。 三 高中毕业后，我就被留校教书，那时我也不过是20出头的年轻人，思想和感情与那些读书的学生一样，心里就只有祖国两个字。 那时祖国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很多，但都是正面的消息，也正是这种消息，让人感觉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样样都是好的，因此它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很多印尼华侨学生也都把投奔祖国当作人生唯一的道路，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回国成为了我们不二的选择。 也不知怎地，看到很多人都回国，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也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与父母交谈，他们从心里不愿让我回国，毕竟我是家里14个孩子中的老大，但也不会刻意阻拦，他们也想让我自己出去闯荡，何况回到自己祖国也是一件好事。 也许有很多事要做，到了要回国时，居然没有时间回到哥打占尼，而是父母专门提前几天从哥打占尼来到棉兰，在与父母相处了几天后，1960年2月15日的早晨，我们一起坐车到了勿拉湾港口，在那儿我要乘坐荷兰的芝嘉林加号邮轮回国。 船还没开动时，我就挤到了船舷边上以便能看到码头上的父母，轮船的甲板比码头高约5层楼，俯身看着父母，觉得他们变得渺小、单薄，心里一阵酸楚，禁不住泪水就这样流了下来。 四 时间一晃就是几十年，等我再次回到印尼时，父母已不在人世，当年在勿拉湾离别时的情景一直出现在脑海里，想到这里心里又是阵阵的痛楚。 弟弟妹妹们都住在了棉兰，而哥打占尼却没有一个亲人在那，他们告诉我，在1965年的排华中，全家人被驱赶出哥打占尼，那情景比日本人侵略时还悲惨，不仅全部的财产化作泡影，生命也受到威胁。幸好棉兰的排华程度没有哥打占尼那么剧烈，所以大家就留在了棉兰。 当我提出想到哥打占尼看看时，弟妹们都劝我不要去，他们说那里不仅没有我们家的亲人，连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了。回头想，他们说的也对，也许哥打占尼对于我来讲是一种感情，但对于家里来讲的确是一种伤痛，而抹平伤痛的办法，也许就只有忘却。 廖世荣在棉兰中学高中毕业时的合影。 即使这样，哥打占尼的样子都还在我的脑海里——大街上的房子一家挨着一家，门口是商店，里面是住房，后面有菜地，再后面就是农田，远处是群山，再远就不知道是什么了。生活平淡，但也很有趣，放学后大家在草地上踢球，到了天黑全家人在一张桌上吃饭。 五 在国内棉兰校友很多，聚会时大家都很高兴，有些校友叫我为“老师”，可能我以前教过他们；退休多年，但走在路上有人叫我“医生”，这又可能我当医生时给他们看过病，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记得我，而我除了当老师、当医生外，还当过区政协副主席、区人大代表，这些也都是在为社会贡献力量，不在乎有谁记得你。 …… 人生也许就是这样，怀念和思念支撑着内心的情感，即使像哥打占尼这个已经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城市，但我还会想念它，至少还有我一个人。 注：本文由廖世荣／口述 林小宇／撰文 廖世荣，男，印尼归侨，现年8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市第二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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