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感动——黄书海

《民主日报》和《苏门答腊民报》在苏北华侨民主爱国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它们创办的副刊各具特色，深受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在这些副刊上，隔三差五就会读到李洁霜使用多个笔名撰写的文章和诗歌，读到张育文 （略闻） 像涓涓溪水沁人心脾的散文，读到林淑明文采飞扬、把太阳形容为“红丢丢”，极力模仿鲁迅风格的犀利杂文，读到陈达民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棉兰张爱粦、李发均、林熔坤、钟勇发……等等的文章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一大批作者为繁荣两报的副刊做出了卓越贡献，反过来两报也为他们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和施展才华的园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954年底，由领事馆安排，黄书海乘机从棉兰飞抵雅加达，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中国大使馆座落在雅加达卡查马达大街中段，墙内是新中国外交机构的领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黄书海被安排在使馆调研室，调研室只有五六个人，由陈叔亮政务参赞领导，康岱沙二秘为室主任，黄书海是唯一的印尼文翻译。每天上午黄书海要审读一大摞的印尼文报和通讯稿，然后向主管参赞和主任摘要汇报报刊主要内容，并根据他们指示，将其中重要的社评和报道翻译成中文，以便他们写调研报告时参考使用。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尼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使馆全体同志正在为迎接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亚非会议忙碌着。有一天黄书海接到任务，负责翻译一份印尼政府提供的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印尼文文件，这项任务是中方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林兆南亲自找到黄老的。

万隆亚非会议前夕虽然很忙碌，但黄书海还是写了一份政治自传，内容包括来使馆前的学习工作以及对印尼社会、对使馆工作、对自己的思想认识等等，即所谓的组织审查。

黄老说：“大使馆的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说充满新鲜感，第一堂必修课就是确立严格的保密观念，做到内外有别，怎么做，就要靠自觉和悟性。到使馆工作，熟悉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这是做好工作，避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条件之一。另外，使馆规定工作人员不谈使馆内部和自己的工作情况，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加强敌情观念很重要，当时敌特对使馆的监视、收集情报、策反、施美人计等等罪恶活动甚嚣尘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倍加防范。”

万隆会议会场

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黄书海得到了近距离见到周总理的机会，并参加周总理和全馆人员集体合照。当时，黄书海在大使馆研究室工作，他在政务参赞陈叔亮及其夫人、研究室代主任康岱沙带领下先期到达万隆，整个翻译班子负责每天为周总理和代表团提供印尼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各种报道和评论。

在使馆，黄书海被安排担任政务参赞的印尼文翻译，万隆亚非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搬进大使馆住，周总理在大使馆举行告别招待会，苏加诺总统应邀出席，招待会开始前一两个小时，印尼外交部和总统府的礼宾官员就到大使馆来视察，当时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与印尼大使邂逅，黄书海便主动充当他们的翻译。事后，据黄老回忆：“使馆有关领导向我了解当时的情况后虽未加褒贬，但是我思想上明确了一条，在任何场合，特别是重大场合，翻译员都不应主动为某领导人当翻译，只能由组织委派，这是组织纪律问题。另外，翻译员之间严禁私下打听或交流翻译内容，周总理曾说过，外交无小事，严守外交机密，是每个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都应无条件遵守的。”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发言

1964年11月，周总理与苏加诺总统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谈，黄书海当翻译。后来黄书海调到大使办公室，主要搞对外联系、安排对外活动，翻译照会和各种外交文件以及口译。黄老说：“我十分珍惜在大使馆的经历，与同龄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历史让我有机会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融入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