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感动——黄书海

1963年6月，黄书海结束了使馆八年半的生活和工作，调回北京，进入外交部。北京和外交部都是他向往已久、梦寐以求的地方，黄书海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他接到通知：第一他被分配到亚洲司印尼处工作，第二要他到财务司办理有关财务的手续。

进入外交部，黄老说：“感觉外交部的氛围与大使馆很不一样，这里有长征干部、老八路、白区长期卧底的情报干部、有解放前各著名大学培养的学生领袖、新旧知识分子，还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国际法专家和小国语种的华侨干部，可谓精英荟萃。”

黄书海的工作是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印尼文翻译，起草照会和请求报告，撰写有关印尼的形势分析报告，负责保管文件档案等，虽然工作繁重，但与同志们的合作相处都很融洽。

当时的外交部东楼

1963年至1965年，中国印尼两国外交和友好合作关系进入新高潮，两国领导人互访频密。毛主席在北京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议长海鲁·萨勒代表团，会见印尼副总理苏班德里约代表团；周总理赴上海和广州，分别与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里约副总理举行重要会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席在雅加达和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十周年庆典，陈总还应邀出席印尼独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等等。黄书海的翻译任务很繁重。

黄老说：“翻译要做到‵信、达、雅′，非常不容易，为了避免犯错，平时要做很多功课，上台前，更要做充分准备，要多了解翻译对象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做到各种词汇成竹在胸，临场才不至于慌乱。组织上在决定让我担任毛主席印尼语翻译之前，为了考核我是否能听懂毛主席的湖南口音，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第一次，组织上派我以记录员身份，参加毛主席会见印尼外宾，会后，我通宵达旦把记录稿整理出来，送交参加会见的主管司长审阅，然后，由外交部上呈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和周总理审批，经过有关领导和参加会见的主管司长确认，我已经能听懂毛主席的讲话，并完整地记录下来。因此，第二次，毛主席接见印尼外宾时，领导就让我当翻译，并请外单位资深的印尼文翻译做记录，着重考核我的翻译水平和准确度。两次考核通过后，我才正式上岗。”

1964年11月4日，苏加诺总统应邀访问上海。周恩来总理同苏加诺总统进行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左起）：周恩来总理、黄书海、罗瑞卿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章文晋司长、刘晓副部长。印尼方人员：苏加诺总统、印尼驻华大使查禾多

1965年4月底，印尼政府隆重举行万隆亚非会议召开十周年庆祝大会，邀请亚非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应邀参加庆祝活动，并应苏加诺总统邀请访问了万隆和巴厘岛等地。图为苏加诺总统和周总理在万隆进行单独会谈 （后排为黄书海）

1965年国庆节，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议长海鲁·萨勒应邀率团访华，印尼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作为副团长同行，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待。

1965年4月，黄书海跟随周总理访问印尼，参加在雅加达和万隆举行的庆祝亚非会议召开十周年庆典。黄老说：“在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中，我给周恩来总理当印尼文翻译的次数最多，用时也最长，其间所见所闻所思，对我的成长大有裨益。”

1965 年 1 月，印尼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应邀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后排：翻译黄书海、记录员杜攻

1965年8月，黄书海跟随陈老总，应邀参加印尼独立二十周年庆典活动。此时中印友好关系达到了顶峰。

1965年8月，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应苏加诺总统邀请出席印尼独立二十周年庆典。图为苏加诺陪陈老总步入宴会大厅 （后排为黄书海）

黄老曾说：“我经常整理总理会见印尼客人的谈话记录，总理的谈话，遣词立意严谨精确，他总是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平等交流，从不强加于人，总理的谈话，时而提纲挈领，时而高屋建瓴，收放自如，不经意间就能让人取得‵醍醐灌顶′之效，可以说，总理的谈话无需任何修饰和润色便是一篇好文章。”

1965年4月底，周总理应苏加诺总统邀请访问巴厘岛。图为在海边寓所前留影。右起：周总理、罗青长部长、法文翻译齐宗华、印尼文翻译黄书海，照片背面有周总理亲笔签字